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方案

推动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是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更需要基于本土情境和现实问题建构制度框架与策略措施，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方案。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情境

　　应用型大学的出现与发展始于近代欧美国家。19世纪中期之前，由于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群主要是有闲阶级，大学的目的更多地集中于理智训练和道德养成，很少关注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19世纪中后期，为回应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兴阶级的教育需求，城市大学、专科大学、赠地学院等欧美应用型大学才得以出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并实现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型，欧洲国家出现了以专业技术教育为主的新型应用型大学，即“应用技术大学”。

　　中国建设应用型大学，有与欧美国家发展应用型大学相似的原因，即解决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毕业生就业问题。可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市场却显示，众多企业找不到所需的人才。这一矛盾的根源便是大学培养的人才与产业需求不适应，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失衡——学术型人才过剩而应用型人才严重缺乏。

　　中国建设应用型大学，更有自身独特的情境：

　　情境之一，中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是在政府强力推动和市场相对乏力的环境中开展的。事实上，欧美应用型大学的发展也多是由政府推动的，如美国联邦政府积极推进赠地学院的建设，英国政府主导了多科技术学院的发展，德国、芬兰等国家政府在应用技术大学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府积极推动的同时，市场也发挥了调节作用，并助推了欧美应用型大学的发展。与欧美不同，由于行政化的制约，中国绝大多数大学长期以来并没有积极获取市场需求的能力甚至意识，市场需求不能及时反映在其发展规划和行动上。

　　情境之二，中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是通过转型而非新建大学来推进的。欧美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大致有新建、合并升格中等专业或职业学校两条路径。而中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则是通过“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来推进的。之所以选择“转型普通本科高校”而非新建大学或“升格高职院校”的路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中国大学的数量已能满足公民的高等教育需求，无需再新建大学；二是高职院校条件不成熟且容易引发新一轮大规模的更名升格竞赛；三是政府希望通过转型部分高校进而引发所有本科高校的组织重构，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意识和能力。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挑战

　　基于中国情境开展的应用型大学建设，遭遇了比国外更多的挑战，体现在认识和观念、体制与管理、师资与课程等方方面面。在此，仅就其中三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加以分析。

　　技术标准缺失。依据教育部2017年发布的《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应用型大学被明确地界定为与研究型大学、职业技能型院校并列的一类高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构建的重大进展，但应用型大学的定位、发展目标及评价标准等是不明确的。以院校设置标准为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为包括转型院校在内的普通本科高校提供了基本的建设标准。但这些标准基本上是学术导向的，在其框定下，相关转型院校仍会沿着学术型院校发展的轨道趋同发展。缺乏基本的技术标准，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就没有具体目标，相关院校的转型发展也就没有了依据。

　　发展动力不足。依照国家相关规划，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转为应用型大学。这必须靠相关院校的积极行动才能落实，但一些院校的转型动力并不足，存在被动参与、观望徘徊的现象。有些院校虽主动参与，却并非源于办学转型的内在诉求，而是为了获取相关政策红利。这既与文化传统、高等教育体系架构有关，又是组织惯性使然。中国有“重学轻术”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映射到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上，形成了研究型大学处于金字塔顶端而应用性、职业型院校处于下层的等级结构。这些是外部原因，组织惯性则是相关院校动力不足的内因。相关院校多是在扩招背景下合并升格而成的，其目标是争取迈入教学研究型甚至研究型大学的行列。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它们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学术资源，转型意味着断裂式变革，之前的惯性和积累使其在变轨时缺乏主动性。欧美应用型大学建设初期与此完全不同。例如，美国赠地学院必须积极服务本州公民的生产生活，才能赢得州政府支持继而生存下去；欧洲应用技术大学本就是专业或职业学校升格而来，有应用型的组织基因。

　　内涵建设乏力。在政策驱动下，广东、河南等20多个省市出台了相关政策，并成功吸纳300余所地方本科高校加入转型试点队伍，《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确立了到2022年实现一大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目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我们还要看到在内涵上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建设乏力现象。笔者曾于2017年10—11月对某省一所示范性转型试点院校的30位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学校的评价制度改革、双师型队伍发展、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面子工程”现象，转型并未进入深水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符合应用型大学发展的资源和条件匮乏。由于处于学术型大学的底层，相关转型院校普遍存在经费来源单一、财政投入有限等问题，难以建设和改善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需的设施和平台；虽然很多院校努力尝试服务地方和企业，但限于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不足，往往败给同样开拓社会服务职能的研究型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源匮乏限制了其内涵建设和转型升级。

　　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方案

　　当前中国开展的应用型大学建设，有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情境，面临的挑战也是独有的。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创造本土方案，走出一条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而这条道路最突出的特点是强化政府责任，建构应用型大学的政策体系，激发动力并最终实现应用型大学的多样化自主发展。

　　建构应用型大学的设置标准与评价体系。我国先后制定了《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2000年）和《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2006年），分别为高职院校和普通院校提供了明确的设置和运行标准。随着应用型大学和职业本科院校的出现，教育部应尽快修订院校设置办法，把这些院校考虑在内。可以制定应用型院校设置标准，也可以在《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的基础上，建构包容性的普通本科学校设置办法。当然，院校设置办法只涉及最基本的标准，还应构建切合应用型大学运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其基础设施、专业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设定评价依据。

　　制定应用型大学重点建设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突出的制度优势，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受益于此。为推进应用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实施了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十三五”期间中央预算将对100所应用型高校分别投入1亿元用于建设。这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仍不够。为进一步推进应用型大学的发展与繁荣，应设立应用型大学重点发展计划，在面向研究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和高职院校的“双高”计划之外，增设专门指向应用型大学的卓越计划，形成完整的一流高校建设体系。这将会极大提高院校转型的动力，推进应用型大学快速发展，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优化。

　　加大对应用型大学的支持力度。资源匮乏限制了转型院校的内涵建设，破解的办法唯有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可以提高应用型大学生均教育事业费和学费标准，并以专项资金支持应用型大学改善实习实训设施和其他办学条件，此外，还可以从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给予支持。2020年1月10日印发的《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就提出了给予应用型大学更多专业学位招生计划的政策。未来，可进一步考虑在专业学位硕士点甚至专业学位博士点建设方面，给予应用型大学更多支持，激发其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