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聪诚：新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一）起步探索期（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科类高等院校及专业建设得到高度重视。1949年全国高校共计205所，其中工科类高等院校28所，占全部高校的13.7%（见表1）；高校学生总数11.65万人，其中工科生3.03万人，占总学生数的25.9%。1951年，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工科类高等院校调整方案，注重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此后两年时间全国新建矿冶、钢铁等12个工学院，建成化工、电机等专业体系。1952年后，全国高校共201所，其中工科类高等院校数量为43所，首次居各类院校第一，占比21.4%；高校学生总数19.11万人，其中工科生的数量6.67万人，亦位列各科学生数第一，占比34.8%。1957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工作基本结束，高等教育部组织工业院校召开修订高等工业学校教学计划座谈会，反思我国学习苏联高等工程教育模式中出现的弊端，针对发展速度过快等主要问题提出修正建议。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高等教育亦按此作了相应变动。当年9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发布。1962年，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召开，以提高高等工业学校教学质量为主题展开全面探讨，并出台《教育部关于直属高等工业学校修订教学计划的规定（草案）》，对高等工业学校的教学大纲、计划、教材等进行了修订。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亦遭遇严重阻碍。

　　梳理1949年至1976年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数据，发现工科类高等院校数及工科学生数在1960年达最高值。（见表1）探其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必须尽快改造贫穷落后的旧工业，经济建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变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为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针对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瓶颈，优先发展“卡脖子”的战略性产业，如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和航天工业等重工业来打破封锁，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此后，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也形成了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工业经济结构。而高等工程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正是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要求和写照。当然这段时期，也受“大跃进”思潮影响，使高等工程教育超常规扩张，此后随着“高教60条”等相继颁布，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回归理性。高等工科专业数则一直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二）快速发展期（1977—1986年）

　　自1977年起，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快速发展。1977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高等教育开始重整振兴。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决议恢复研究生教育。1978年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次年1月起施行。1981年5月，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标准，我国学位制度正式形成。高等工程教育形成了从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四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与此并行的是，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指出：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1980年1月，教育部委托直属高等工业学校拟定《教育部关于直属高等工业学校修订本科教学计划的规定（草案）》，规定培养目标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且“必须获得工程师的基本训练”。1980年4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修订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大纲的几项原则（草案）》，明确教学大纲是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和教材选编工作的依据，并提出修订工作的七项规定。

　　1983年，教育部召开“高等工程教育层次、规格和学制的研究”专题研讨会，论证了高等工程教育四层次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及合理性，指出专科层次的工程教育是培养工程技术应用人才，本科层次的工程教育是使学生获得工程师的基本训练，研究生层次的工程教育是培养工程师，既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需要，也要适应国际形势需求。1984年4月，教育部下发《关于高等工程教育层次、规格和学习年限调整改革问题的几点意见》，确定了各个层次人才的基本规格、学习年限、训练要求。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标志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高等教育改革步入新阶段。《决定》指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是“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社会等其他各个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国家教委随后发出《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建立高等工程教育评估制度，高等工程教育质量评估工作随之施行。

回顾1977年至1986年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系列重要会议，高等工程教育迎来持续健康发展时期。我国工科类高等院校数、工科生数等均持续上升，而工科专业数在历经调整后趋于理性及日渐规范。这一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呈现两大主要特征。一是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规格得以显著提升，工科类研究生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工科类招生数从1977年到1985年增长了近3倍（见表2），而工科类硕士、博士生总数从1977年到1985年增长了近10倍；工科类硕士、博士生占工科招生数的5%提升到19%。二是高等工程教育培养目标日渐明晰，对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各个层次人才的基本规格、学习年限、训练要求作出明确界定，并要求高等工程教育必须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三）调整优化期（1987—2005年）

　　1．专业目录多次调整，管理体制大幅变革。1987年，教育部首次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专业种数由1 300多种调减至671种，较好地破解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专业设置混乱局面，专业名称及内涵得到规范与整理。1993年，再次修订《本科专业目录》，重点解决专业归并和总体优化的问题，形成了体系完整、统一规范、比较科学的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后的目录共分10大门类，下设二级类71个、504种专业，比修订前的专业数减少309种，其中工学门类下设二级类22个、181种专业。

199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成为指导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决议改革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加强省级人民政府的统筹，转条块分割为条块有机结合等，提出了共建、合作、合并、协作、划转五种改革形式。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涉及到上述体制改革的合并院校数总共有103所，改革后则缩减为42所，理工类院校数从38所缩减为14所，体制改革后的理工类院校数的变化体现了改革要求。（见表3）

　　1998年，教育部进一步修订《本科专业目录》，以“科学、规范、拓宽”为原则，使学科门类达11个、专业类71个，专业种数由504种调减到249种，其中工学门类专业类由22个减至21个、工科专业由181种减至70种，改变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培养模式。

　　2. 工程研究中心、教学基地、专业学位、精品课程等纷纷设立。199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本世纪末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的基础研究基地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95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加强对高等学校科技工作管理的通知》，强调建设包括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在内的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工程研究中心可以促进教学、研究、实践更好结合，有利于解决高等工程教育存在的实践教学薄弱、工程训练不足等问题。1996年9月，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建设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各普通高校建设一批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而第一批建设基地有45个，其中国家教委直属高校22个，其他部委所属高校23个。

　　1997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当年11月，国务院学位办下发《关于批准部分高校开展工程硕士培养工作的通知》，首批54所高校率先培养工程硕士。1998年11月，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成立，委员会旨在组织开展有关工程教育方面的咨询研究、学术活动、宣传科普，促进教育界、产业界和科技界的联系，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发展。

1999年6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史称“高校大扩招”。200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批准第一批“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670项。2003年，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及共享、全面推进教育教学质量发展创新，在国家精品课程中，工科类占较大比例。（见

这一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呈现3个方面主要特征。一是工科类高校和工科学生数增幅较大，注重高等工科类应用人才培养。工科类高等院校数，在这一期间虽历经多次波动，但在21世纪后呈现大幅上升态势。各类工科学生数不断上升，尤其是体现应用人才培养导向的工科专科生数量增幅高达20倍（见表5）；同时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强化高等工程高层次应用人才培养。二是调整优化工科专业，注重宽口径培养。高等工科专业数量1987年为372个，到1995年进入高峰期为410个，到2005年则调整为215个，缩减了47.6%的专业数。工科专业数先上升后下降，逐步规范趋于合理。（见表5）三是注重高等工程教育质量。通过建设高等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强化本科（工科）教学精品课程建设等，注重高等工科类人才培养的教学质量；同时通过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强化本科（工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建设等，不断破解实践教学和工程训练不足的现实问题，也是对1985年建立的高等工程教育评估制度实施后提出的整改建议的有效反馈。

（四）创新发展期（2006—2016年）

　　1．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实行并取得佳绩。2006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的通知》，旨在推动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政策改革、方案设计、措施执行，并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服务，为高校开展认证工作提供指导。同年，启动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工作，设立了机械工程等4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组，清华大学等8所高校的5种不同类型专业通过了专业认证。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积极探索专业评估制度改革，重点推进工程技术、医学领域的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力图构建适应社会与职业需要的认证体系。当年12月，成立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监督与仲裁委员会，进一步促进工程教育质量提高、专业认证体系完善、试点工作规范有序。

　　2013年，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预备成员。2014年，我国华东理工大学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通过ABET认证，属全国首例。2016年年初，我国接受《华盛顿协议》组织的转正考察，北京交通大学、燕山大学代表国家作为考察观摩单位。2016年6月，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会员，标志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与国际认证体系实质等效，毕业生取得的学位可获得《华盛顿协议》其他国家组织的认可，极大提升了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影响力。2015年10月，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成立，协会由教育部主管，负责组织实施我国工程教育认证工作，致力于促进工程教育适应政府、行业和社会需求、提升工程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协会设立计算机类、水利类、环境类等14个分专业委员会。

　　2．CDIO工程教育模式及卓越计划创新开展。CDIO以产品研发到产品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促进学生学习更加主动、更具实践、更有效果。2008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成立“CDIO工程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课题组”，分析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研究CDIO工程教育模式、理念、做法，指导我国高校开展CDIO工程教育模式试点工作。当年12月，“CDIO工程教育模式试点工作会议”确立第一批18所CDIO试点高校；2010年4月，确立第二批21所CDIO试点高校。2016年，在“CDIO工程教育改革试点工作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CDIO工程教育联盟”。

　　2010年，教育部启动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以期培养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卓越计划”遵循“行业指导、校企合作、分类实施、形式多样”原则，形成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强化工程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2013年，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印发《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通用标准》，为“卓越计划”中本科工程型人才、工程硕士人才、工程博士人才分别制定了培养通用标准，作为高校的宏观指导。

2012年，教育部第四次修订《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学科门类由11个增至12个，工科专业由70种增至169种（见表6），工学门类专业类由21个增至31个。

　　此外，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设置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清华大学等25所学位授予单位批准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2018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对已有的工程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对应调整的通知》，将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调整为电子信息等8个专业学位类别。

　　2006年至2016年，我国工程院校数量、工科类学生数等都在不断上升。与之相比，工科专业数总体基本持平。（见表7）

高等工程教育10年创新发展的路径与特征，亦印证了“中国作为较大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首先以完成工业化为目标，而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导向，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服务”。高等工程教育进入21世纪后，更为快速地发展，在高等教育中占有较大比重，工业类院校占全国高校数比例高达35.64%，高于综合性大学11.8个百分点（见表8），展现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大国崛起。同时，在注重高等工程学术教育的同时，亦通过大力发展和不断普及高等工程职业教育、开展高等工程类的高层次专业学位教育，来调整优化高等工程教育的层次结构，适应产业的变化发展、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五）新工科建设期（2017年至今）

　　2017年起，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形成“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努力探索领跑国际的中国工程教育模式。2017年2月，教育部在复旦大学举行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复旦共识”。4月，教育部在天津大学举办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建设研讨会，公布《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称为“天大行动”。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工科研究与实践专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通过《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称为“北京指南”，为新工科建设进一步提出指导意见。

　　2018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公布了首批认定的612个“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名单，高校新工科建设步入实施阶段。教育部明确将拓展实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适时增加“新工科”专业点；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中设置“新工科建设专题”，汇聚企业资源。当年9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 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指出将经过五年的努力，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工程教育体系，进入高等工程教育的世界第一方阵前列。

　　新工科作为正在形成的或将要形成的新的工程学科，是具有跨行业、跨学科界限的跨界特征的新学科，呈现出引领性、交融性、创新性、跨界性和发展性等特征。其建设指向要求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必须承接包括且不限于以下方面的使命担当：新工科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相关卓越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满足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升级优化等是最新的产业或行业发展要求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能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求，从设置数量、规模和专业结构等多方面进行适应性改革，高等工程教育规模除大跃进时期的规模异常外，整体呈逐渐上升趋势，反思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五个阶段，就会发现有其发展规律，呈现出以下的特征。

（一）制度变迁

高等工程教育上升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必然有制度性的变革。当客观条件发展至一定阶段，制度则在某个节点发生重大变革。高等工程教育在院校调整、培养目标与制度改革、层次与学位划分、办学水平评估、专业认证试点、专业学位设立等重要发展节点中，先后出台了关于工科类高等院校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规范教育层次、规格、学制，修订本科专业目录等文件。制度在教育实践中的变迁呈现出鲜明特征：走过了从结构调整到制度改革、质量优化，再到创新发展的发展路径；高等工程教育的治理重心由国家本位、指令性计划、高度集中到重心下沉、职能下移、权利下放，高校自主权不断扩大，现在高校已拥有学生招收、教师评聘、资源与配置、专业与设置、科研与服务、机构与人事、财务与管理、国际与合作等诸多权力；高等工程教育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做到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自主吁求的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并广泛吸纳了处于政策下位群体的意见要求。但亦存在着大而不强的现实困境，进入21世纪之后，大力发展高职教育、实施加大体现应用人才培养导向的工科专科生培养力度策略，2000年至2005年，工科专科生数增长4.5倍，研究生数同期增长2.45倍，工科专业数缩减47.6%（见表5），正是我国为高等工程教育大国而非强国的映射。

（二）适应并服务于工业及产业的变革

　　从工业及产业变革的视角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工业发展从无到有，由重工业、军事工业到轻工业、基础工业，再到现代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第一产业逐步式微、第二产业不断发展、第三产业高速发展，并且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不断转变，并将进入高新科技密集型产业的新时代。与之相对应，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主动并积极回应国家工业及产业结构变革的需求，先后成立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监督与仲裁委员会、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等，通过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华盛顿协议》等认证，推动实施CDIO、卓越工程师计划、新工科建设等项目，持续探索、不断破解高等工程教育适应工业及产业变革的问题。

（三）反映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变迁

　　再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分析，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三代转型变迁。在知识生产模式I中，知识生产属于“小科学时代”产物，其以学科为中心，知识生产具有同质性、等级制的特点，体现了“学院科学”的理念。在知识生产模式II中，知识生产属于“大科学时代”产物，其以跨学科为基础，知识生产具有异质性、非等级制的特点，彰显了“后学院科学”的逻辑。而在知识生产模式III中，知识生产耦合围绕“高校-产业-政府-社会”四维螺旋结构，而且导向现实情境、指向具体语境、肩负社会责任、唤醒产业意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史，也是一部伴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变革史，从教育规模、教育结构、教育模式、教育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融合、课程与教材变革、实验实训实习与工程研究、产学合作的互动等，都适时作出了调整、革新、升级，尤其在学科与专业的设置、教育与学习的形式、人才培养的模式、能力发展的方向等方面不断进行反思变革。但如何让高等工程教育真正在政校行企的有效融合中，产生深层的重组与聚变，新工科“天大行动”中提出的“六问”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聚焦，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新工科建设更需要政府、产业行业企业、高校和社会协同创新推进、共同跨界参与，以改变高等工程教育原创性、工程性不足和学术化去工化普遍、社会责任和职业素养教育不够、引领生产模式革新乏力等系列问题。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70年的变化也密切体现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并启示着未来发展走向的规律遵循。在外部关系方面，“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系统及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简而言之，“教育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内部关系方面，“在教育的过程中存在诸多要素，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与关系，教育与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具体而言，“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等相适应。”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受到多重逻辑的交织作用，既与外部社会、经济、科技等的变化息息相关、积极适应，也不断变革并契合内部人才培养改革的新需求及新方向。

　　高等工程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翼，无论从高等教育外部现实要求亦或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要求，以改革为常态是实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未来持续发展的不易旨归。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强烈冲击，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的“如火如荼”，各国政府纷纷启动部署、决议战略，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日本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等等，都将对世界工业改革及工程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毋庸讳言，我国工程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端或低端。对于高等工程教育而言，人才培养链、科研创新链、产业市场链等的衔接不够密切，政产学研协同合作的深度、广度尚待加强，学科专业的结构体系较为守旧，对新经济新需求的回应不足，工科生结构性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区域性工程人才在对应匹配与质量数量上呈现乏力。高等工程教育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教师发展、治理体系、理念目标、实践效果等，都需要深入改革和创新。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科技、新业态、新产业以及新工科建设的方向要求，未来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要扬弃历史制度主义、工业及变革、知识生产模式视角所归纳的经验与不足，让高等工程教育秉持回归引领、回归创新、回归实践、回归质量、回归协同。在学科专业方面，要明晰产业发展的新方向需求，精准拿捏、研判到位，突破学科基础导向，转为产业需求导向，调整优化、改造升级学科结构、专业阵容，积极主动布局新工科建设，敢为人先设置前沿及短缺专业，同时破除专业分割壁垒、不断跨界交叉融合。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明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人才需求，抢先培养引领未来科技与产业发展的人才，持续有效更新工程人才知识体系，创新工程教育方式手段，提升工科生的国际视野、工匠精神以及工程伦理、生态思维，促进工科生的工程科技创新、跨学科及跨场域能力，明确全周期、立体化、多维度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构建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学生依据专业志趣、职业规划、生涯路径，选择专业、学习课程、提高本领，而且提高工科生的大工程视域与创新创业素养。在产学融合方面，深入优化多元主体协同育人体系，破解相关体制机制阻碍，搭建多层次、跨领域的校企联盟，推动政学产研的合作办学、育人、创新、共赢，积极探索发展现代产业学院、特色行业学院，构建区域共享的人才培养及实践平台。综合联通、运用内外部资源条件，打造工程教育开放融合的新生态。在质量建设方面，构建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及体系，制定不同专业类别的人才培养细则及规制，优化彰显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推进“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建设质量文化，提高成效影响，形塑体现工程教育特质的师资评价标准、建设发展机制，加入对教师产业经历的考查和要求，创新新工科教师队伍建设路径，将质量生命内化为高校师生的共同追求、自觉行为。此外，推进高等工程教育的信息化，以信息化促进高等工程教育转型升级、迭代创新，推动智慧泛在、万物互联、海量数据、超级计算与工程教育的衔接融合；促进工程教育的实体合作办学及项目合作办学、推进智库及智库群建设；鼓励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专长的工科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积极组建跨学科新型组织及专家力量，针对疑难复杂的工程问题开展有效教学与科学研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打造工程教育共同体、工程高校战略联盟，提高竞争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70年来，新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形成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为国家战略发展、社会经济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大国工匠培育等作出卓越贡献。未来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与希望并存，须坚守自信与自省、担当与作为、开放与创新的主旨，注重在专业与综合、科技与信息、质量与数量、公平与效率、供给与需求等多层面、多维度上发力。秉持持续提升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质量的题中之意，实现由跟跑并跑走向超越领跑的跨越发展，为构建世界一流工程教育体系和建成高等工程教育强国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