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秋衡 康敏：《精准寻位与创新推进：应用型高校的中坚之路》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健全高等教育体系，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合理定型、精准寻位、内涵建设，打造支撑和引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多元高等教育梯队，不同类型高校处于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不同创新位置，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要求。
一、应用型高校的应有之义
国家宏观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引导高校分类定型和寻位，提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类，从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机制体制和分类管理办法的制度设计，来推动高校差异化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提出，“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改进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研究制定高等学校分类设置标准，制定分类管理办法，促进高等学校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应用型高校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是支撑和引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梯队。在国家分类管理的制度设计下，应用型高校进行内涵式发展，主动探索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产学研创新链条。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4号）认为我国“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协同培养机制尚未形成”“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和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够契合”，提出“到‘十三五’末，建成一批直接为区域发展和产业振兴服务的中国特色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形成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进一步提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统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应用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中坚力量，定型过程中趋向研究型发展、寻位的精准度欠缺、办学路径的特色不足，服务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机制尚未健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不强，整体上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创新发展功能的发挥。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高校位于创新链的不同位置，不同类型高校在创新链中具有结构关联性，研究型高校集中优势资源投入发现性创新，职业技能型高校致力于技术改造，应用型高校进行科研成果转化中间作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绝大多数应用型高校所处的创新链中间位置是塌陷的。[1]虽然应用型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累一定创新要素，具有打造创新链的基础和优势，但我国社会评价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倾斜性带来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现象，应用型高校相对处于高等教育体系的“中部塌陷”位置。一方面，与研究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不少建校时间较短，办学经验较不成熟，优质办学资源相对短缺，在精英层级和传统学术导向的社会舆论中高校地位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与职业技能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的定型和寻位不够精准，处于研究型高校和职业技能型高校两种类型之间的模糊地带，对研究型高校发展路径形成依赖，也容易“窄化”办学类型而无法精准寻位，发展创新链的内涵建设尚不稳定。应用型高校走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中部塌陷”位置，既离不开国家宏观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合理定型，也对应用型高校精准寻位以提升竞争力，同时抓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机遇进行内涵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二、应用型高校“中部塌陷”现象表征
从科学研究投入和成果转化比例及高校自我寻位等表征，可以管窥应用型高校在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中部塌陷”现象。高校基础数据和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应用型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程度不高，应用型高校自我寻位与研究型高校具有较高同质性。
（一）应用型高校科研转化程度较低，对经济社会的溢出效应有限
应用型高校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较低，应用型高校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作用尚未显现。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外部性，表现为高等教育通过知识溢出对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这种溢出效应包括高校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级专门人才、高校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支撑和引领创新发展的生产力等。[2]当前，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较低，应用型高校服务国家急需和区域技术技能创新积累，有限的科研成果转化程度制约了应用型高校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能力。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重点建设高校及省部共建高校、其他本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经费投入分别为1036亿元、482亿元、17亿元。其中，重点建设高校及省部共建高校、其他本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来自政府财政经费投入占总投入经费分别为65.14%、61.40%、48.47%，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投入占总投入经费30.75%、23.97%、24.09%。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程度较低，高校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区域创新与发展的作用有限，高校知识溢出的社会效益难以反映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职能的要求。2015年我国重点建设高校及省部共建高校、其他本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在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技术转让收入和专利出售实现金额分别仅占投入经费的3.21%、3.10%和1.83%。应用型高校队列中既有重点建设高校、省部共建高校，非重点建设的地方高校也占较大比重，应用型高校以应用为导向，但数据结果表明，应用型高校的政府财政经费投入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投入占比较大，但应用型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程度较低。应用型高校作为辐射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体现支撑和引领创新发展的科研成果转化程度相比于研究型高校更低，服务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处于高校三种分类体系的“中部塌陷”位置。
（二）应用型高校自我寻位与研究型高校同质性较强，个性化不足
调查数据结果表明，应用型高校自我寻位与研究型高校具有较高同质性，特色化稍显不足。笔者课题组就高校分类标准主题对全国88所高校管理者及学科带头人开展调查，回收586份问卷，有效样本数为472，问卷有效回收率80.55%。据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对研究型和应用型高校的描述，88所高校中有13所研究型高校（共57份有效问卷），应用型高校75所（共415份有效问卷）。因子分析显示，KMO值为0.888，Bartlett’s球形检验χ2值为11320.819，p<0.001，达到显著，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提取标准为特征值大于1，项目选取标准为因子负荷大于0.45。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可提取9个因子，累积贡献率66.059%，高于50%的最低要求，方差解释率较高。9个因子分别为社会服务（F1）、国际合作交流（F2）、科学研究（F3）、人才培养社会适应度（F4）、人才培养结构（F5）、教师教学（F6）、文化引领（F7）、人才培养类型层次（F8）、地方招生及就业（F9）。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一般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系数）观察各因子的信度。调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937，其中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适应度、人才培养结构、教师教学、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类型层次、地方招生及就业的Cronbach's α的系数值分别为0.883、0.894、0.805、0.817、0.817、0.805、0.810、0.770和0.807，均大于0.7，具有较好的信度。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法进一步了解研究型和应用型两种不同类型高校自我寻位指标重要度评价是否具有同质性。数据分析发现，国际合作交流和科学研究指标两方面的重要度评价，研究型高校管理者及学科带头人的重要度评价显著高于应用型高校管理者及学科带头人的重要度评价。但社会服务、人才培养适应度、人才培养结构、教师教学、文化引领、地方招生及就业等方面的重要度评价，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数据结果无显著差异，同质性较强。应用型高校自我寻位个性化不足，难以集中优势资源内涵式发展，进一步制约了高校特色化办学和质量提升，处于高校分类体系的“中部塌陷”位置。
三、应用型高校“中部塌陷”成因
在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应用型高校处于三种高校类型的“中部塌陷”位置，缘于应用型高校定型的惯性、寻位的偏离以及内涵建设路径不稳定。精英层级和传统学术导向的社会评价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倾斜，使得应用型高校趋于研究型路径集中资源投入学科体系建设，或在寻位过程中“窄化”办学类型的内涵挤压职业技能型高校，忽视基于应用型高校禀赋的产学研创新链条的体系化设计，应用型高校的创新推进建设较为滞后。
（一）应用型高校趋向研究型“路径依赖”
我国精英层级定势思维与传统学术评价、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对应用型高校定型和寻位产生一定导向作用，应用型高校趋向于基础研究为重的学术性发展或扩大学科体系的综合性发展。
一方面，精英层级的定势思维与传统学术评价是社会对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进行评价的惯用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按是否授予学位及授予学位层次，构建无授予学位的专科和授予学位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分层制度，扩大学科体系和争取更多学科数量、获得更多和更高层次学位授权点成为高校的共同追求。精英层级思想催生学术评价标准，权威期刊论文、高被引论文等反映学术前沿的基础性科学研究成果和产出成为高校排行榜的重要指标。应用型高校在学术标准主导的高校排行榜中常名落孙山，由于高校排行榜关系到高校社会评价和生源，应用型高校只能选择卯足劲头奋起直追，既要求高校教师承担较大的教学工作量，在教师职称评聘标准中也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高质量文章，并对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的教师给予额外奖励。精英层级思维和学术标准评价的重压之下，应用型高校若坚守初心，则容易被社会排行榜遗忘；若选择两头兼顾，也会由于学术研究基础薄弱的先天不足而分身乏术。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影响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发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于重点建设高校，形成高校发展的“马太效应”。地方性高校是应用型高校的主要构成，为追求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容易陷入建设学术性和综合性发展路径，忽视自身建设应用型高校的比较优势，偏离要素禀赋的应然定位。无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70年代的建设重点高校政策，或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2016年终止的“211工程”“985工程”，抑或是2015年“双一流”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形成掀起了一定热度的社会舆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使得一批以基础科学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见长的高校赢得较高的社会评价和优质资源配置。当然，国家已开始重视应用型高校发展，2004年开始国家各部委与地方共建一批地方高校，但“扶弱”项目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力度和社会影响力不可与前述“择优”项目同日而语。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向学术性和综合性高校倾斜，应用型高校容易陷入研究型高校发展路径。
（二）应用型高校办学类型内涵的“窄化”
应用型高校寻位办学过程中存在“应用型高校只能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高校不需要发展科研”等“窄化”办学类型的理念误区，“窄化”人才培养类型和发展科学研究类型，制约了应用型高校发展应用型科学研究和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多样化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作用。
一方面，办学实践中误认为应用型高校只能培养应用型人才。高校分类是从高等教育管理角度对高校进行人为的分门别类，应用型高校是管理口径上的定型。高校人才培养类型是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选择，是办学过程中的寻位。应用型高校可培养多种类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也可在不同类型高校中进行培养。从系统管理视角看，一种结构可对应多种功能，一种功能也可对应多种结构；延伸到高等教育看，一种管理模式也可对应多类型的办学模式、培养多类型人才。在办学实践中，一线教师和高校管理者容易将应用型高校办学类型作为人才培养定位，将应用型高校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人才培养方案的“铁律”。应用型高校出现高校类型和人才培养定位混淆的现象从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中可见一斑。许多应用型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忽视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差异和特色，统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应用型高校只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理念误区，是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窄化”。
另一方面，误认为应用型高校不需要发展科学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在研究目的、功能和认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3]应用型高校科学研究具有一定应用目的和实用价值，利用已有知识创新技术、工艺、方式、流程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应用型发展是课程内容的应用性、教学环节的应用性、科学研究的应用性。与研究型高校不同，应用型高校科学研究来自地方、行业或产业一线，是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研究知识成果或技术成果又作用于实践，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与运用，体现应用研究价值的衡量标准在于社会贡献度。应用型高校忽视教学活动与应用型科学研究活动之间存在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根本上反映院校分等的思想，是人为主观上对高校三大社会职能的剥离，是对高校社会职能的“窄化”。如果应用型高校未深刻挖掘办学类型的丰富内涵，将失去利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阶段加强应用研究以提升服务创新发展水平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动力。
（三）应用型高校内涵建设阶段不稳定
应用型高校普遍致力于规模扩张寻求发展，缺失个性化内涵建设，忽视产学研创新链的体系化设计，导致教学、应用科学研究与经济社会联系不够紧密，产学研合作发展层次不高、深度不足、宽度不够，知识溢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作用有限。
一方面，高等教育政策、资源配置和社会评价等外部高等教育生态下，应用型高校办学过程中形成向研究型高校看齐的“追赶式”办学路径，容易出现偏离要素禀赋的“大而全”路径依赖现象，集中投入进行学科建设，不适于以新建地方高校为主的应用型高校办学，在深化产学研合作进行内涵建设的体系化设计方面较为薄弱。学科门类是学院和大学名称的主要区别之一，1986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规定，以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的称为大学，以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称为学院。发展学科门类、学院更名大学成为大批应用型高校寻求转型研究型发展的依托，期望通过规模扩张寻求发展，就会走进自主发展探索过程的歧路。当前知识生产出现新趋势，围绕一项特定的应用而组织的问题处理模式与按照某个特定学科的操作规则处理问题的模式共存。[4]研究型高校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基于学科、在认知情境中进行保存和发展知识，采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研究型高校知识本位的学科体系建设不同，应用型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贡献是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采用问题和实践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当应用型高校实际办学路径与应然要素禀赋偏离时，不仅不能像研究型高校那样形成知识生产的效益和价值，也将渐渐失去应用型高校寻位发展的新机遇。
另一方面，在过多投入学科体系纵向建设而忽视产学研创新链条横向联结的建设路径下，应用型高校产学研创新链未成型，高质量产学研合作仅局限于个别专业和领域。松散状态下的人才培养、应用型科学研究与地方和产业整体转型需求难以有效对接，产学研合作整体发展层次不高、深度不足、宽度不够、创新不强。产学研创新链条体现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间的深度关系，是应用型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发展科学研究、直接为社会服务等社会职能与社会、区域、产业转型发展密切联系的办学模式。创新常发生于交叉学科点、交叉领域，产学研合作能有效集聚创新元素，培养应用型人才、发展应用科学研究、促进应用型科学成果应用和转移、促进产业转型和区域创新的链式互动和迭代是创新的重要形式。当前应用型高校产学研合作主要是线性单向合作，缺乏大型、持久、定向的长期合作，局限于短期和零散的委托研究项目、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教师到企业挂职、企业人员兼职教师、部分订单人才培养等合作。合作形式虽然多样，但合作领域较为单一，高校并未深入参与经济社会一线，产业界对整体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不强、参与度不足。从整体看，由于缺乏产学研合作创新链的体系化设计，应用型高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人才培养模式与研究型高校同质性较强，实践性教学质量未能达到应用型高校的应然定位，应用型科学研究反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社会效益有限。
四、应用型高校 “中部塌陷”走出路径
应用型高校走出“中部塌陷”，一是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高校分类核心标准作为高校管理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为应用型高校正名。二是应用型高校结合高等教育内外部生态，发挥确有较大比较优势，精准寻位。三是应用型高校集中优势高等教育资源加强内涵建设，推动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和实践融合互动的应用型创新链设计，以提升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水平和提高办学质量。
（一）构建高校分类核心标准为应用型高校正名
构建高校分类体系是引导高校特色化设置、办学、管理和评价的保障，明确高校分类核心标准是理顺应用型高校和研究型高校分类设置、办学、管理和评价的依据。高校分类核心标准是高等学校相对稳定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知识生产模式、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将培养本科及以上专门人才高校分类为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的核心标准。研究型高校以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为主进行知识生产，追求发现性的新突破，知识含量高，研发能力强，以学术科研引领教学，注重高新科学技术和理论前沿对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应用型高校以实用应用研究为主进行知识生产，追求发明性的新进步，吸收科研成果并转化、转移和积累，产业化程度强，注重科研服务产业转型和区域发展，应用研究引领和支撑教学，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转化吸收作用于教学。应用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结构，与产业和区域联动密切，是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和反哺区域的智力中心，应用型高校发展应用研究并带动科研成果转化具有实际需求和优势。构建高校分类核心标准，将高校分类核心标准作为高校分类设置、分类办学、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的参考要素，明确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和管理的质量标准，改变以学术性和综合性为评价标准和与之相配套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为应用型高校正名。
（二）凝练比较优势以促进应用型高校精准寻位
应用型高校根据所在区域、对接行业、产业特点和要素禀赋，遵循“两利取重、两害取轻”形成比较优势，指导应用型高校精准定位并制定适宜高校办学的战略规划，提升应用型高校竞争力。辨明应用型高校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克服盲目追求研究型发展的“路径依赖”或“窄化”办学类型内涵的理念误区。与研究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的比较优势在于应用科学研究支撑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应用型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密切联系，专业设置与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耦合度较高，培养的专门人才主要来自高校所在地区且主要就业于高校所在地区，知识溢出具有较高的行业、产业和地区贡献度。应用型高校的比较劣势在于大批应用型高校办学时间短、办学经验不成熟、管理模式特色化不足。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应用型高校立足确有相对较大比较优势和确有相对较小比较劣势，才能避免陷入研究型发展的“路径依赖”，转变自我寻位过程中偏离办学类型的误区。巩固和扩大应用型高校的比较优势，要加强与经济社会和产业转型升级动态联动，随地区要素禀赋变化相应调整与优化，与区域其他应用型高校错位发展，在与高等教育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与竞争中精准寻位。
（三）从注重学科平台建制转向创新链建设
与研究型高校集中资源建设学科平台不同，应用型高校个性化内涵式发展路径应从知识体系建设转向系统的产学研合作，从实验性或理论性基础科学研究转向服务实践和实用导向的应用科学研究，利用高校与经济社会紧密联动的确有较大比较优势而不是学科体系建制资源有限的确有较大比较劣势，以创新建设取代平台建设，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创新链的体系化设计。应用型高校创新链是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界、跨阶段的多元创新要素的集聚、交互、协同。实践问题的复杂性往往需要多学科和专业合作解决，应用型高校创新链打破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专业设置的垂直体系，注重横向联合多个相关学科和专业，从不同领域寻找促进行业发展和管理创新的方法。系统的产学研创新链是应用型高校充分利用人才、知识、科研、技术、管理等的优势资源，经济社会拥有来自实践和一线的实际需求和生产经验的基础，高等教育内外部资源共通、共享、共促的跨界形式。应用型创新链条的动态性体现在跨越知识生产的不同阶段，将应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转化成果进行应用、促进产业转型、解决一线热点问题，继而从一线进一步提出新问题和新需求推动应用科学研究革新以增强其社会价值，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增强人才培养的多样模式和多元类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及社会适应度。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打破学科建制的固化发展思维，联结有利于激发创新的多元要素，整体推进产学研应用型创新链的系统性建设，是促进应用型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支撑和引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特色化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