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初的指称“京师”，实际上是“大一统”政治体系核心的另类表述，因为“京师”（王畿）是周天子所在地，“中国”指代周天子在“大一统”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指代这一政治秩序。即便是今天，以首都的名称指代一个国家政府的形式依然是常见的做法。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废除分封而立郡县，皇帝成为“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核心，而其管辖范围则由于郡县制的推广而拓展到秦朝的整个郡县区域，“中国”由此也就有了指称中原郡县的含义。

秦汉以后，虽然表示王朝国家疆域的概念依然是“天下”，但这一区域由“大一统”王朝国家直接管辖的性质，不仅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反而成为不同政权争夺“大一统”政治地位的象征，长期被称为“中国”。而争夺的胜出者，不仅被称为“历代王朝”，记录其历史的史书（“二十四史”）也被称为“中国正史”。但是，历代王朝的历史并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全部，没有被视为历代王朝的更多政权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疆域和历史也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有域外势力介入的情况下，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共同推动着多民族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清朝“大一统”的实践，对境内人群的整合也在持续进行，而且这种整合是与确立清朝统治者“正统”地位的过程同步进行的。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将存在“华夷”“中外”的区分，视为历代王朝疆域不能广大的原因：“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清世宗实录》卷86）因此，从《清实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清朝统治者颁布的上谕中，“一体”是经常出现的词语，并通过改土归流、制定法律、边疆建省等一系列措施将“一体”的思想付诸实践，推动着境内人群的整合，客观上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自在到自觉的发展提供了辽阔宽松的政治空间，这也是中华民族完成自在走向自觉的基本保障。

总之，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对“大一统”的继承和实践不仅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结成了密切的血肉联系的中华民族。观察“大一统”和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三点重要结论：

其一，追求“大一统”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共同的理想，而最明显的结果即是“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历代王朝。但是“大一统”涉及的历代王朝的疆域及其历史并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史的全部，非历代王朝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历代王朝和非历代王朝合在一起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全部。

其二，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对“大一统”的认同形式是多样的，接受历代王朝册封、保持政治经济联系等也是重要的方式，这也是“大一统”推动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三，“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充分体现着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