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7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核心提示：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制度侧来观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我们发现，需求侧问题的症结在于供给侧，而供给测的一些问题又可以归因于制度侧。所以，供给侧“牵一发动全身”，是联接需求侧和制度侧的一个中心环节，是需求侧改革的一个着力点，也是制度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常态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我们的应对。这个报告我想大致分成这样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介绍什么是新常态。我们从一个旧常态的侧面来与新常态做一个对比；然后再分析一下新常态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以及新常态面临的问题到底是周期性还是趋势性的判断。然后引出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制度侧等不同侧面来观察新常态下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应对。大体上的框架是：需求侧所面临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供给侧的问题，而供给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体制上、制度上的问题，所以，供给侧实际上是一个连接需求侧和制度体制侧的一个中心环节，它是制度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也是落实需求侧结构改革的一个着力点。供给侧改革会成为我们下面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一）经济新常态
从新常态的角度，我们来对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做一个分析和梳理。
我们谈到新常态，肯定要对比一下旧常态。我想，我们可以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做一个对比。如果从需求端来看，当时的旧常态主要可以总结为两点，也就是当时经济增长的一种双引擎模式：投资驱动、出口导向。供给端从要素来看，一方面招商引资做得很多，获得资本要素；另外一方面，较大程度地依赖于人口红利，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富余劳动力给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以，这二者结合从供给面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技术层面，我们进步速度也非常快，当然技术进步主要是依赖于模仿和学习，这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供给端从产业角度来看，我们也会发现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一些挤压，但另外一方面，制造业、工业、可贸易品部门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甚至出现了我们后来看到的产能过剩问题。以上是我们总体上观察到的旧常态的一些特征。
到了2014年5月份，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河南的时候提出新常态的概念，而且在2014年的APEC会议和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正式提出来新常态的概念。新常态的概念从官方的表述来看，主要分成九条，内容比较多，我大致梳理一下，分解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下面包含三条。新常态包含了需求端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然后是供给端，最后是制度体制方面的一些新特征。
在需求端，我们可以观察到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个是在消费方面，从原来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方式转移到了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模式。第二个是投资方面，原来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及“铁工机”投资，和制造业出口部门的投资等，除了这些旧的传统投资模式以外，现在发现一些新的投资亮点，也是新的投资增长点，包括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亮点和机会。比如说，最近这几年提到的3D打印、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第三个是出口。对外部的需求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个新的变化主要反映在生产成本上。以前我们依赖于低成本，获得国际竞争力，但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开始发生变化。另外一方面，在国际收支上，我们从原来单纯地大规模引进国外投资转变到现在高水平引进外资与大规模走出去并存的特点。这是我们从需求端观察到的新常态。
从供给端来观察新常态，肯定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而供给端的三点新常态特征也是从这三个问题引出来的：第一，我们要生产什么东西；第二，我们用哪些生产要素来生产；第三，生产过程是怎么组织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这三个方面在新的阶段也有一些新常态。那我们逐一来解释一下。
首先，生产什么？现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一些行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有的时候是产能过窄的问题，这个过窄可能会对环境的承受能力产生一些压力。第二个问题是生产要素，我们用什么来生产？我们在一个生产函数里通常投入的要素有：资本、劳动力、技术，这是比较窄的口径。如果我们拓宽口径，还有包括土壤、水、空气等环境资源因素。从窄的口径来看，最近这些年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因素从原来的劳动力非常充裕的状态转变成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从产业组织形式角度来看，在新常态下，更多的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慢慢成长起来了。我们会在很多新的领域发现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这个也是新常态下的特点。如果把生产要素拓宽到环境资源领域，在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着更多的压力。比如，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向一个新角度、新方向去转变，发展绿色经济，增强经济循环发展的能力。这些是我们对从供给端来观察新常态的一个角度。
再从第三个角度，也就是体制制度层面来观察在新常态下我们需要做什么。首先这里有一个大背景，这也是第三个角度的第一点。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这些风险是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特征的。对这些经济风险，我们有一个总体的判断，那就是风险总体可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还要持续面临这样的风险压力，化解需要一段的时间。
在这个判断下，市场和政府有什么新特点？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跟以前不一样了，在旧常态下的市场竞争是以数量扩张为特点，而在新常态下，市场竞争逐渐趋向于一种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竞争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在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层面，政府面临的问题更多了，对宏观调控的要求也更高了。在新常态的背景下，要处理好三种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央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总结一下，在新常态下，从需求端来看，我们在消费、投资、出口以及国际收支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供给端，在产业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也就是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用哪些资源要素来生产这些领域也都发生了变化，然后，我们引申到第三个层面，就是从体制和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背景是：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但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在这个背景下，市场竞争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就是质量型和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做更多的新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政策工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新常态总体的概括。
（二）新常态下的风险分析
1.金融风险可控
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和对新常态的概括，我们接下来要看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新常态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有一些机构担心中国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我想引爆点或导火线可能发生在以下几个部门。
一个是房地产部门。房地产部门涉及的上下游行业非常多。如果房地产投资出现了明显下滑，相应的其他诸如钢铁、煤炭、家电等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但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已经得到充分体现。2014年、2015年这两年，房地产总体来说投资增速下滑非常明显。但在2015年4月份前后，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个温和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温和的复苏。
判断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影响因素是不同的。从长期来看，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是人口结构这样的慢变量。从中短期来看，影响它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样的中短期政策变量。为什么2015年4月房地产市场有一个温和复苏和转折呢?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货币政策有一个转向。在半年时间里，央行连续几次不同程度降息，存款准备金率也有一些相应调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得到一些缓解。而且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房地产收益率与利率也有一个新的配置情况。所以，从资产投资的角度来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温和复苏，而且之前充分暴露的风险也得到一些修复。因为很多银行已经开始关注并且控制这个领域的融资情况。
第二点，中国存在很多产能过剩行业，如钢铁、水泥、玻璃、煤炭等行业。如果这些企业面临破产重组，对银行来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不良贷款迅速上升，而银行金融安全稳定性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但是，这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最近几年，因为房地产投资下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收紧，导致基础设施投资的下滑，那么上游的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实际上也充分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这些企业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杨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企业这个部门的负债存量占到GDP的比例在100%多一些的水平。这个比例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确实是非常高，接近西班牙、英国这样的负债率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尤其是产能过剩的企业面临着更高的企业负债情况。但是我们观察一个国家总体的金融风险，应该从整个资产负债来看，如果加上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金融部门的负债，中国总体负债占GDP的比例大概是200%多一点。在金融危机之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是比较成功的，基本已经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状态，尤其是家庭部门修复的速度非常快。但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部门加起来的负债占到GDP的比例也非常高，接近300%左右的水平。像日本，光中央政府这个部门的负债占GDP的比例就有240%到250%这样的水平。如果再考虑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日本总体负债存量占GDP的比率可以达到500%左右。所以，我们如果单纯从企业部门来看，负债杠杆率确实很高，但是考虑到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负债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总体上中国的债务规模处于相对可控的范围内。
第三点，我们经常会提到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非常严重。2014年审计署做全国摸底排查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口径。有的人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可能有10万亿的存量，有的人估计是20万亿，差异非常大。到底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审计，把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全部汇总上来，然后再加上中央政府，也就是全口径的政府债务存量大概占当时GDP的比例是不到40%。横向对比一下，我们跟美国、欧洲、日本这些经济体相比是非常低的。欧洲、美国大部分的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在90%到100%之间；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就更高，在130%左右；像日本是240%多。所以，从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存量与GDP的比例处于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
当然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有一些限制，在我们的预算法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有一些禁止的条例，比如说地方政府不能发债，而且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分配和事权分配也有一些不匹配。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只好使用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创立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企业的担保或者是隐性担保，让融资平台企业到银行去贷款。但是，银行对这些投资项目的贷款周期通常是比较短的，而这些基础设施收益的回收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在地方政府有限的债务比例里面，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期限结构不匹配。因为融资这一方很多是短期融资，但资产这一方投资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政府债务的主要风险来源就是期限结构的不匹配，而不是从长期来看的偿还能力。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中央政府，尤其是财政部出台了一些非常强有力的措施，我想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个是处置存量，第二个是管控流量。关于管控流量，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在存量方面，2015年初，财政部发行了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增强地方政府债务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和投资项目期限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而且从审计署的审计报告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的数字是很透明的，金融风险总体是暴露在我们的面前，这样我们就有办法去对付它。
这个讲的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后面我们还可以再分析影子银行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由来已久，也与金融管制的大背景有关系。最近这几年，银监会等主管部门出台了一些文件，把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影子银行挤压到正规体系里，让影子银行正规化，进入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里。所以，影子银行的风险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从以上几个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的主要导火线或主要引爆点来看，风险是完全可控的。如果我们再考虑下面几点，那么中国发生金融风险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第一点，如果看美国的次贷危机，钱贷给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资产的社会底层，贷给他们以后，他们超出自己收入能力去消费。在消费过程中，他们没有产生任何的资产，所以从长期来看贷款是有问题的。而中国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大部分贷款最后形成的是厂房（尽管它可能是产能过剩的），还有像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全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对于相应债务是有一定偿付能力的，这个偿付能力要比美国次级贷款的偿付能力要强得多。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从中国家庭、政府、企业总体负债比例来看，也是处于一个相对可控的比较健康的比例水平。当然，这是存量的情况，我们还要关注的是流量上新增的债务能不能得到控制。但就存量部分来说，他的规模是相对可控的。
第二点，我们看一个国家有没有钱或者是欠了多少钱，就看国际投资头寸。中国现在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只是官方持有的国外资产。如果再考虑到居民和企业持有的海外资产，中国国家整体的资产大致上是5万亿美元左右。如果再减掉相应的负债，中国仍然和日本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从中长期来看没有很大的对外偿付压力，所以，从国际金融的角度来说，我国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第三点，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空间都非常大。如果央行要降息的话，像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美国央行的利率都接近零，而我们的基准利率的降息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大。还有我们接近20%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说，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政策工具箱里的“弹药”是非常充足的。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的总体金融风险是可控的。
我们的第一个判断可以总结为：在新常态下，金融危机并不是我们面临的最主要、最直接的风险和冲击。
2.警惕“僵尸企业”的风险
但这并不是说在新常态下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风险。我们面临最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让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破产或兼并重组，可能短期内有一些就业的问题，以及银行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问题。而这些问题会进一步扩散到其他部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能会对这些企业进行救助，但要注意到，当我们把大量的资源、贷款投向这些产能过剩的企业，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总体资源是有限的，资金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把资源、资金多给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那就意味着其他的企业能够得到的资源、资金就会减少。而且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维持产能过剩的企业，那很可能就是僵而不死，就形成一种“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特点就是资产负债率非常高，而且同时生产效益、经营效益低下，同时还需要不断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来弥补资产负债率高带来的资金压力。通过几轮救助，“僵尸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个风险并不是短期内会直接暴露出来，但从中长期来看，“僵尸企业”的存在的危害非常大。“僵尸企业”会对市场资源配置产生糟糕的影响，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僵尸企业”像一个黑洞，把资金吸走，把本来应该优化配置的劳动力资源禁锢在企业里。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中长期问题。
如果总结一下在新常态下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判断是短期内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第二个判断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风险是一大批“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是我们为了避免金融风险，为了避免就业问题，为了避免不良金融资产问题，去救助的低质量、低效益、高负债的企业。这些“僵尸企业”生存下来，会对其他有竞争力的企业产生一些影响，把市场资源吸走。这是我们对新常态下中长期经济面临的风险的判断。
这个风险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新常态下，不但要避免风险，追求经济总体的稳定，同时还要进行改革，不但是从需求层面，而且是要从供给层面，甚至是从更高的市场政府关系等角度来进行体制改革，推动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在市场改革过程中把“僵尸企业”真正剔除掉，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实体企业的支撑。
（三）当前的结构性问题的性质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们面临的主要的结构性问题，是一个周期性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对应的政策应该是一个需求管理，或者是周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更多的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这叫做对症下药。
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常态。我们提到很多新特点、新问题、新挑战，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在这里我们要观察两个变量：一个是经济增长率，一个是通货膨胀率。这是我们观察一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我们一提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就经常提到经济增速从原来的高速增长降到了中高速增长。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忽视第二个变量——通货膨胀率，其实它也非常重要。
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我们看到通胀率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对比。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了一些冲击，是需求端的冲击，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保8的概念，就是要保证经济增长率达到8%的目标。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是7.6%，而通胀率是-1.4%。而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是6.9%，而通胀率是1.4%。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对比1999年和2015年的情况，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下滑，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率上升，从负的1.4%变成正的1.4%。
我们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来进行大致上的类比。在房地产市场中，如果价格下降，成交量也在下降，那意味着主要发挥作用的是需求，而且需求减少了。正是因为需求减少了，成交量才会下降，而且价格也会下降。但是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是下降的，但价格却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主要的冲击就不是来自需求而是供给。因为供给收缩了，比如生产成本提高，或者是进入门槛比较高，供给能力下降了，所以成交量下降，成本上升，所以成交价格还在上升。主要是供给的负面冲击，才会导致在成交量下降的同时价格水平还在上升。
那么，对于宏观经济来说，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挪来用一下。我们对照1999年和2015年会发现，经济增长率从7.6%降到了6.9%，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率从原来的负1.4%，变成正1.4%。也就是说，经济生产活动的增速是放缓的；另外一方面，通胀率并没有按照逻辑有一个下降的结果，而是出现了上升。这就给我们非常强的一个信号：中国2015年潜在增长率相对于1999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放缓。我们如果用专业术语来讲是一个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组合，在这个组合里，2015年比1999年增速放缓，但通胀率上升，这就说明我们在供给层面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判断，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比如说，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劳动力供给减少。还有像环境保护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对于供给能力来说是一个负面冲击。供给能力收缩，经济增速的下滑就会对应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除了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个宏观层面判断之外，我想很多时候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难从一个总量来进行判断。经常有外国朋友就问我，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想，如果从国家来看，我们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省级单位拆分来看，就可以跟他们解释。中国有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北上广，或者是一些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省份，这些省级单位如果单独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指标来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收入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按照空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非常大的。不仅如此，城乡之间差距也很大。这是我们在最近看到的中国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逐步积累暴露出来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产业结构层面上，一方面存在很多的产能过剩行业，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供给不足的行业，这些行业集中在服务业，比如说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研发、环境保护等等，这些行业的供给其实是相对不足的。
在需求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增长过度依赖于外需，就是出口，同时也非常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消费方面占到全部GDP的比例是比较低的。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引擎导致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增速是相对不稳定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增长模式不是长期可持续的。
除了空间层面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层面的问题、需求端层面结构性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环境污染、食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用一些短期性刺激性的措施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要从更长远的角度，用一些根本性体制性的顶层设计、制度转换的方式来重新观察和思考，这些结构性问题才可能有解。
二、新常态下的需求侧的新变化、新挑战和新问题
我们前面提到新常态下需求端有三个方面的新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消费，就是从原来的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转换到了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第二个就是投资，从原来的扩张性、粗放性、规模性的投资转换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第三个就是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出口成本逐渐上升，原来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以及我们的“走出去”和“引进来”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三点新变化，以及提出来的新挑战、新问题，我们会发现需求端面临的很多矛盾，真正的根源性的问题还是落到供给端上。
1.消费
消费从原来的模仿型排浪式已经转换到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模式。在这个消费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两个非常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我们把消费的商品分成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有形产品主要对应的是第二产业（制造业），无形产品对应的是服务业。
首先，我们来看有形产品的消费面临什么样的矛盾。我们觉得，主要的矛盾是供给和需求在有形产品的消费上有很严重的不匹配。2015年国庆节黄金周出国消费就达到了几十亿美元，仅仅在日本，中国的旅客在当地的消费就达到了1000亿日元。一个调查问卷显示，这些出国游消费中有6成左右都是商品消费。为什么要跑到国门之外去消费呢？一方面是跟我们的税制体系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消费者日益提高的质量和差异性要求得不到满足。比如说，好的化妆品，国内的企业能不能生产。再比如说，好的电子产品，像高级的电饭煲、马桶盖，虽然说很多是由国内企业生产的，但这个品牌、设计、研发都是由国外厂商来提供。所以，在有形产品的生产方面，我们国内企业能够提供的品质等都有一些不匹配的问题。虽然，一方面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比较高层次的消费得不到满足。这是有形产品的不匹配的问题。
其次，在无形产品方面，也就是服务业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个供给不足我们在刚才也提到了，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卫生、金融业、公共管理、研发、环境保护等行业。为什么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呢？背后的影响因素是比较多的。比如，从央地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说，对地方政府有一个考核，主要是GDP、财政税收等指标。而制造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就体现在对GDP的贡献程度是不是立竿见影上，体现在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是不是立竿见影上。我们知道，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带动的就业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集中的，同时他能够产生的GDP、带来的税收都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地方政府非常有动力有激励去发展扶持工业、制造业。另外一方面，由于服务业是分散的，像教育这样的行业，甚至是还要政府给一些补贴，所以服务业总体上很难征税，征税的成本很高。同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也不是那么直接和集中，影响也是从长期来看才会有的。所以，从央地政府之间的激励机制来看，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相融的是支持一些大工业、大制造业企业。因此，第二产业在旧常态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么，在新常态下我们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工业品部门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服务业部门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们最后都会发现，实际上主要不是需求的问题，老百姓有对高质量高层次的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有教育、医疗、环保等需求，但这些需求因为供给方面的原因被抑制了，没有得到释放。所以，我们要从供给端来思考这些需求结构问题，让消费需求可以真正释放出来。
2.投资
以宏观经济学角度，从短期来看,投资是一个需求方，因为投资了以后需要购买机器、设备、厂房；但从长期来看，投资机器、设备、厂房以后，会形成一个生产能力，它就会变成供给方。所以，对投资的观察，我们要从短期和长期、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来观察。那么，投资方面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投资高度集中于一些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些投资长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也形成了供给面的问题。从当时经济阶段来看，高投资率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新常态新阶段背景下，高投资率不但是难以持续的，另外一些扭曲的投资方向也会对我们的供给面产生一些影响。投资需求的问题也是一个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也是一个供给角度的问题。
3.出口和国际收支
需求端的最后一个部门是国外需求。国外需求我们讲的是出口。加入WTO以后，中国获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口需求的贡献。加入WTO以后，中国外贸出口增速每一年都维持在20%到30%的水平。出口增速快，一方面可以带动出口相关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另外一方面可以带动相应的就业。所以，出口的高速增长是我们上一阶段经济增长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背景。
但是，现在我们的出口部门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的成本、资金的成本，再加上我们在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的一些新的压力，包括我们的汇率这十多年以来一直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走势。所以，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比较优势可能在发生一些局部的变化，原来单纯依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之后的出口竞争力可能更多的要依靠我们的产品质量，还有产品的差异性、多样性，技术核心能力等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总体的出口规模非常大，但我们的附加值或者是拿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多。如果我们只是看传统的出口口径，出口规模有多少，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这是从传统的贸易口径来看，只算出口的数量。但是，有的人说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说其实中国是一个组装车间，所以是组装in China。如果从组装的角度或从加工贸易的角度来看，比如我们生产一台苹果手机，液晶屏是日本的，CPU是美国的，内存条可能是韩国的，最后组装起来再出口给美国。一台苹果手机里面，中国能分到多少好处呢？WTO与经合组织(OECD)有过一篇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在19亿美元的苹果手机的出口额中，中国真正获得的附加值比例非常低，只有几千万美元，大部分的附加值或者是好处，是被韩国、日本、美国瓜分掉了。同样的出口100块钱，可能中国企业从出口当中获得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的背景下，我们要观察一个国家从出口贸易当中获得的好处有多少，就要从价值链的这个角度来分析，而不是看传统的贸易量。有这样一个数据：在中国的100块钱出口中，我们真正获得的附加值的比例只有69%左右，这是2009年的数据。这69%留在国内就体现为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等等。而美国同一年的数据大概是82%。
一个是成本越来越高，比较优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附加值比例比较低，从出口中获得的好处有限，这两个问题都是供给端的问题，都要落到供给端来分析。我们在最后一个部分将会接着分析，看看从供给端的角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三、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
我们观察一下供给端新常态的三个要点。第一点，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刚才提到的经济风险虽然是可控的，但在一定时期内还在持续，它的释放需要一些时间。第二点就是市场的作用，第三点是政府的作用。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新的变化，市场竞争从原来的同质的数量上的竞争，变成一个质量型、差异化的竞争，市场进入一个竞争新的阶段、新的平台。政府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不仅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从供给端进行分析有这样几个要点。
产能过剩，我们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如果拓宽一下，最宽的口径肯定是要包含环境等因素。环境是供给端非常重要的一个约束，但中国在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不是我们唯一所面对的。环视一下其他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在50年代、60年代，他们同样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或者是食品安全、空气质量等问题。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约束可能要比当时的这些发达国家的约束还要更多一些。近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中国在这个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承诺。我们的经济增长不但要实现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平等的权利，要实现人民生活质量、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环境气候变化对全世界带来的长期性的影响，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外部的效应。所以，历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与以前的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有一个额外的客观约束，就是在气候、碳排放这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挑战。
怎么样解决环境的问题呢？在新常态下，我想主要从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或者是我们分析为什么中国现阶段会面临这些环境问题，也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失灵，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失灵。在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市场失灵的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点就是外部效应。外部效应的例子就是，一家企业排放污水，排放污水对他来说成本很低，他就不用处理污水，如果要处理就会增加成本，这个时候他就放弃治理污水采用一个比较低成本的生产方式，把成本转嫁给社会，这是外部效应的一个例子，也是市场失灵比较经典的例子。这个时候就需要依靠监管，依靠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另外一个方面，它也有其他的根源，就是第二点——政府失灵，政府在监管环境污染、治理环境的时候有一些缺位或不到位的情况。这背后的原因也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还有他们之间的财政分权和事权分配的矛盾。地方政府有动力有激励去实现GDP的增速，解决一些就业，但很多时候与环境治理是矛盾的。这个时候，让地方政府去做一些环境污染的治理，可能会和实现GDP增速产生矛盾，所以说政府就出现了一些失灵的情况，这是我们在环境约束方面面临的问题。
第二个也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就是技术。技术环节，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所依靠的是模仿或者是学习，这个时候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前沿水平差距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现在技术层面也需要逐步转型，需要有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因素，这样才能够支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技术转移，技术水平的提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也有最优的选择。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面，可能模仿和学习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办法。而在新常态下面，我们的预算约束、要实现的目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自主创新可能越来越重要。这里我想做一组对比，对比一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如果我们看申请专利的数量，最近这些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注册国家。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专利的结构和质量，这里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专利的种类我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就是新的包装；第二类是实用新型材料；第三类也是最核心、最有技术含量的专利是发明。那我们看到，中国2014年全部的专利中，实用新型和外包装的改进这两者占全部专利的比例有80%多，而只有剩下的17%、18%左右才是含金量最高的发明。反观一下日本，日本2014年知识产权专利局公布的一个数据，和中国完全相反，它的所有专利中有80%多是属于发明，而只有剩下的是属于外包装和实用新型专利。这个数据的对比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更多的还是处于一个模仿学习的阶段。那么我们要从原来的模仿和学习赶超转移到自主创新的阶段，我们面临的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不仅仅是重点的研究机构、重点企业的任务，也是摆在我们全社会包括专业研究人员面前非常重要的课题。
什么样的创新体系可以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里面也有一些研究。比如说，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还是直接融资主导的，创新效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做展开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从供给端来观察新常态，在环境层面、在技术约束层面的问题，下面我们关注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劳动力。这两个因素是我们通常意义或者是传统意义、比较窄的口径上观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最主要的两点。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劳动力市场。在新常态下，因为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我们原来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逐渐有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经济增长的重心就更多要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到了，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劳动力数量下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劳动力储备，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僵尸企业”。我们在第一部分提到了，“僵尸企业”第一是高资产负债率；第二是生产效益、经营效益非常低下；第三是还不断需要资金补充，给它补血。这些企业如果能够进行破产重组，新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如果能够进行及时的转岗培训，赋予新的职业技能，这些劳动力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劳动力红利释放出来。
第二个劳动力的储备在什么地方呢？在人才市场中，企业作为劳动力的需求方，求职者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方，他们之间有一个劳动力求供比。这个求供比在2014年的时候非常有趣，就是在高学历的劳动力市场，我指的是大学学历以上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存在一定的失业的情况。这也意味着我们在高学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部分的劳动力储备。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随着劳动力数量缩减、人口老龄化，我们的经济增长要转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但人力资本质量相对较高的高学历劳动力反而失业率比较高，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力资本红利要释放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改革配套措施。这些改革配套措施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对比一下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相对应的产业结构。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民工荒、用工难。在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这个问题暂时性消失了。到2009年之后，民工荒、用工难再次抬头。所以，低学历的劳动力市场和高学历的劳动力市场他们之间面临不同的就业形势，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差异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的不匹配。产业结构的不匹配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以及服务业的供给不足。前面我们提到这两点是需求端的消费和供给的不匹配以及服务业的供给不足导致消费需求被压抑释放不出来。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到产业结构的问题，它是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正是因为制造业产能过剩，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过高，所以说我们对车间厂房里较低学历的蓝领的需求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会出现民工荒、用工难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因为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举一个旧常态下的数据为例子，2009年我们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占到全部就业数量的33%（很多人说这个数据可能偏低，因为服务业的调查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在统计服务业就业人口比例的时候也存在同样的低估的倾向），那么对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就业比率应该达到50%。从2009年这个数据来看，这个缺口达到17%的水平。所以，服务业的就业是不足的。而服务业供给不足的行业恰恰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教育、医疗、金融、研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这些行业对人力资本的质量要求更高，也就是说对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量更大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提到的产业结构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层面的结构失调，就直接导致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劳动力需求对不同学历层面需求也有一个类似的结构扭曲。所以，不管是从需求端还是从劳动力的供给端，我们都看到产业结构是导致很多问题的症结。
我们再看供给端在要素方面面临的比较严重挑战的最后一个问题——资金。提供企业进行生产的资金，包括融资的方式。我们可以看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改革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有效配置的一个基础环节。价格是整个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信号，所以价格的形成机制非常重要，在商品领域是这样的，在资本市场上也是这样的。在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成本最主要有两个价格：第一个价格是利率，第二个价格是联系国内外市场的汇率。这两个价格的改革对于金融市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如果回顾中国金融市场会发现，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面利率市场化从名义角度来说基本告一段落。这个标志就是在2015年10月的时候，我国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得以放开。这至少在名义上宣布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告一段落。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就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第三个是资本项目的开放。这是金融改革的三个重要的环节，到现在进展非常大，但仍然有一些问题。除了这些项目本身改革没有完全完成之外，根本性的问题是金融市场主体的性质以及金融市场的主体的治理结构。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一些国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的上市，虽然它们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相比，仍然是有一些差异的。2014年我们也看到中央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一些新的改革模式，比如说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从金融市场的主体角度来说，这些改革的措施将会是非常具有根本性的。从长期来看，只有把金融市场的主体改革作为一个切入点，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我们的金融市场才能更像一个真正的市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我们今天介绍了什么是新常态，对九个特征做了一个梳理。然后讨论了一下在新常态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总体上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也面临着产生一大批“僵尸企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僵尸企业”的风险？在救助这些企业的同时，也要大力进行供给端改革，进行制度体系层面的顶层设计，淘汰掉这些“僵尸企业”，让市场的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然后，我们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讨论了在新常态下需求端面临的问题和供给端面临的问题。我们发现，需求端问题的症结很多时候可以归根于供给端，而供给端的一些问题，像劳动力、金融市场改革、环境技术等因素，又可以归因到体制政策制度层面的问题。所以，从需求端到供给端再到制度端这三个环节，供给端是“牵一发动全身”，它一边连着需求，一边连着体制。所以，供给端改革不但能够改革供给端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而且能够顺其自然地解决需求端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供给端的改革也是我们进行顶层设计、制度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抓手。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常态，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就是介绍了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的认识过程，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