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11 王小广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核心提示：王小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本次报告中，王小广老师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讲解，包括如何认识新常态、经济发展需要面对哪些挑战、怎样应对挑战、未来几年经济增长趋势以及如何看待和利用产业发展机会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对我们认清当前经济形势、了解国家有关的经济政策和预判未来经济走向有指导意义。

我想就宏观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来谈谈我的看法。

下面我就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五个题目实际上也很大，像新常态，怎么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是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新常态”是2014年最热的词，2014年5月份，习总书记在河南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判断，是对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形势、阶段的判断。所以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它、认识它，只有这样，才可以适应它、引领它，引领它就是走在前面。我觉得这个热点问题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强调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挑战很多，我概括为三大问题、两大危机。我认为现在经济面临的困难很大，经济下行压力也很大。传统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我们把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进入的经济发展叫深度调整期）。尽管中国目前不算发达，还在发展中，但是我们的潜力很大，我们的传统产业（高耗能行业、房地产行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处在深度调整期，这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那我们怎么应对它？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了一套方法，我把它叫做三个结合思路。这是关于政策方面的介绍。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把握未来两三年的形势。2015年、2016年、2017年是近期，但是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十三五”面临什么样的形势、什么样的趋势，现在就要作出判断。2009年上半年，我作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研究“十二五”。当时我们作出了一些研究和判断，同时社会上也形成一个主流的判断，是讲我们微型反转以后，中国经济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回升，到了2010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又达到10%以上，2010年我们GDP达到10.4%。专家学者以及整个社会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各个地方“十二五”规划就以这种判断来作规划，最后怎么样？很多的地方政府、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当时对未来五年发展趋势的判断都是错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那么大的困难、那么大的压力？就是我们当时对未来的研判是不当的，造成了现在被动的局面。中央“十二五”规划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是7%，但是地方明显是有问题的。怎样看待未来趋势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又到了这个结点上，2016年就是“十三五”，“十三五”的五年中国经济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行业、这个趋势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会做一些我的看法分析。

最后一点是关于产业发展机会，这里面有我的一些观点和判断。今天围绕这五个热点跟大家交流。

一、 正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我刚才说了，新常态这个判断是重大的判断。重大到什么程度？它反映了中国三十年变化的特征。

毛泽东时代有些重大判断，我们采取了叫重工业优先。我们优先干什么？发展钢铁，以钢为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同时我们要准备打仗，这是判断。当然，当时也确实面临严峻的形势——冷战，所以不是我们不开放，就是开放了也没用。现在很多人对于改革开放前的那一代的领导集体指责很多，我认为都没有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是我简单说说，他们处在那个时代，环境就是那个样子，这个判断也不见得不对。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是为了防止彼此间发生世界大战，确实是在那样一个形势下提出的一个判断、一个思路。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重大判断是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前后，我认为是两大判断：第一个判断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不用去战备，国际上从对立走向合作。那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利用外部的，利用资本主义的，利用市场经济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判断，对于毛泽东的判断也是颠覆性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既要和平，又要发展，大家都在追求发展、改善生活，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两大判断基础上的。就是我们很穷，水平很低，我们需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发展，这个判断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就是靠这两个判断，聚精会神地搞发展，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

但是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展还是需要的，但是发展的环境和要求变了，你想追求高增长不可能了，产生了很多问题，负面的东西显现了。所以从2012年底、2013年初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家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关于发展只讲了一句话，但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个讲发展，一个讲改革，但是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常态，新常态就是新阶段。它的特征是什么？也就说它跟过去三十年是不一样的，新常态对应的是旧常态、旧状况。我们过去是靠拼资源、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出现了持续三十年的高增长。2015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再一次重申新常态，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从高速到中高速，是个常态，我们要适应它，这个是规律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增长重点或者叫增长点，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环境，也有不同的使命、目标。新常态实际上就是新阶段，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这是常态。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速从上一年的14.2%，一个季度就下降到10%，下降了4个点。你们看看，半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从高点回落4个百分点，当时就有压力。

金融危机前，我记得很多舆论界学者们就讲，中国经济要“保10（10是我们的常态）”。后来遇到金融危机，10保不住了，开始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估计的不会那么大，保9吧。最后金融危机四季度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9都保不住了，那就保8吧，回到朱镕基那个时代，保8。这是真实的，我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瞎说，都是我了解的当时的、甚至中央的这些学者们普遍的看法。一年中调了三个目标，从10降低到9，从9降到8。因为这种变化太突然了，大家根本就没想中国经济有一天会降到8%以下，而且会是个常态。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判断，我们才会出台4万亿的投资，才出台一揽子的刺激方案，一定要把中国经济拉上去，拉到10%，最后结果怎么样？2010年我们拉到10.4%，最后怎么样？有学者就开始判断，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周期，都是瞎扯。

你研究没研究过这个趋势？这个变化是深刻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是规律性的变化。这是我们要理解的。

为了表达这样的变化，帮助大家理解，我经常讲这么个事，人的一生的成长是有阶段性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重点，速度也是变化的，结构也是变化的。那我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新阶段，把人分成四个阶段：婴幼儿时期，青少年时期，青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婴幼儿时期比较短，从母体怀胎大概到上幼儿园结束，上小学五六岁，大概算起来也就六年时间；从婴幼儿时期到十八岁高中毕业上大学，这就是青少年时期；青壮年时期是从上大学到你最后退休，这是人生最辉煌、最重要、时间最长的时期；最后是老年时期，我们退休的时候就进入老年时期。这四个时期的成长性是不一样的。

首先从长个子这个角度讲，青壮年到老年是不长个子的，老了个子反而还要降下来。这就像我们讲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样，当然，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是有速度的，但是速度是变化的。开始可能受到低收入陷阱的影响，经济长期不涨，然后加快发展，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期，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到了中等之后，就会减速。但是经济到了最后面的成熟期，就是再减速。当然，它的质量效益是在不断提高的，速度只是一个表征而已，这是我们讲的阶段，人的成长和经济的成长通过速度反映。

第二，实际上，成长性不仅仅是速度，还有别的。我们讲人的第一阶段，婴幼儿时期的成长性是什么？什么是它的特征？所有动物生下来都会走路，或者很快就会走路，但是人不是，人要到一年以后，快的也要八九个月才会走路，为什么？可能很多人回答不出来。后来我终于发现它的答案。人在第一个阶段的成长最核心的要素是长脑袋，从卵细胞母体怀胎到六岁，他的历史任务就是把脑袋长成熟。我们可以这么说，六岁孩子的知识没法跟成人比，但是他脑袋的成熟度跟成人是一样的。人出生的时候，脑细胞扩张的速度是你们想象不出来的。我们讲一个企业，年均增长率10%，利润销售额了不起。你们会发现，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中国创造的，三十年年均增长10%，那是高增长。我们讲小孩子的脑子一年成长是多少倍呢？20倍。第一年他的大脑已经成熟一半，到六岁完全成熟。那我想说的是，这就牵扯到我们经济学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是讲你的资源、你的各个要素主要集中在发育脑子上，那你的手脚自然就是不够的，所以他生下来不会走路，就是成长性的差异导致资源配置的差异，这是个生物学的现象，我从经济上给它解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说他的第一个阶段是长脑袋，你看不出来，你以为孩子没有发展，你只是从身高的角度来看待孩子，这孩子成长得快，那孩子成长得慢。不是的，主要是看他的脑子成长，那个变化你看不见。不要以为你看见的东西就是真实，就是唯一的，就是合理的，不是这样的。到了第二个阶段，那才是我们真正看到的成长，叫做长个子。六岁到十八岁，现在生活条件好，可能十五六岁就停止生长，长到一米七、一米八了，那还要长吗？你们都量过身高，这个阶段特别是十四五岁的时候，那孩子是一个月一个变化。中国经济就是这么一个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六岁到十八岁的这个情景。那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到了十八岁，高中毕业，身高的成长结束了，那这孩子还成长吗？当然要成长。我认为更大的成长在后头。身高的成长停止之后，他有新的成长，那是什么？孩子只要长到十八岁就成人了，法律上独立了，拥有了权利，各种东西都是自立的，都可以自主了，那我们认可。

人的成长进入第三阶段，经济增长也进入第三个阶段，它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看得很清楚，人不在长个子，一个经济体速度下降，这是合乎常理的事情，是规律性的，是一种内在的趋势。我们通过总结世界的经验发现，速度下来这是国际规律。就是过去你是10%的增长，未来只有6%到7%的增长。那现在看来我们中国经济运行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现在保住7都难啊，就是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成长期。所谓新常态、新阶段、新成长期，就是我们既有结构的变化，也有新的成长因素。人不长个头，长什么？——长知识、长能力、长事业，这些方面的成长是无限的。我们都承认中年时期、青壮年时期，就是靠这些东西，靠知识、能力、事业来取得成就，所以他要上大学、上研究生，他要工作、锻炼，积累经验，增强能力。所以你从速度上看他的成长性变成零，但是他另外的新成长可不是零。所以为什么中央要求把握稳中求进的基调，这个“进”是指什么？“进”是指我们现在描绘的这些新的变化，这个新的变化按照总书记的说法就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质量效益的不断提高。所以十八大再一次提出以经济质量与效益为中心这个概念。

在2015年5月4日，我有一个讲座。我当时也是突发奇想，我讲现在的本事是你用比较低的速度创造比较高的效益，说白了就是利润，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下来了，只有1%，但是如果我能够使得效益增长是2%和3%，那就是质量和效益在提高。美国人均收入达到4万美金，他增长速度是3%，他的效益可能是9%。我们讲像宝马汽车，年均增长1%，利润增长可能是5%，那就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不是看速度，而是看效益。所以经济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高这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当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增长速度是7%，我们的效益实际上超过10%。目前，我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期。这个转化我们没有完成，我们还早呢。但是最终你必须实现这个转化，才能变成发达国家。速度下来了，质量效益上去了，结构优化了。所以结构优化升级是我们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

我刚才讲的两个大家都能看得见，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就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式的增长方式，按照总书记的说法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现在大家创业搞得热火朝天，都去挣钱，经济活动很活跃，许多新公司、新企业在产生，许多人创业赚钱、开公司发财，很多马云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实际上也是反映这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有时候不容易统计，这就是总书记讲的三个所谓新常态的基本内涵。这是它的三个基本特征。

我还要补充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新常态不是割裂的。中国的新常态是受国际环境所影响的，中国经济已经跟国际接轨，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也是相当高的，是一个与国际环境的变化相结合的新常态。西方讲新常态，是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处在一个要死不活、经济复苏、涨涨停停、时好时坏的这么一个状态，会长期化，不是进入恢复金融危机这种繁荣周期。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后来的欧债危机，希腊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新兴经济体也处在一个调整阶段，包括中国。它是跟国际环境紧密联系的，所以我们的新常态就意味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有的是机遇，也有的是挑战。按总书记的说法是，总体来讲是机遇大于挑战，对我们有利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我们受到抑制，你们也能感觉的到。

首先是经济上我们可没那么好的日子过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出现了贸易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长的现象，这样的状况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家都在忙自己的、搞内需，没有人搞全球的东西，都在解决国内问题，甚至还搞贸易保护，所以贸易就受到抑制。经济增长快于贸易是这种阶段的特征。那反过来，经济繁荣期出现在全球化加快的时候，贸易增长比GDP增长速度有时候可能快一倍。我记得80年代末到2000年，二十年间，全球增长速度达到5%，全球贸易增长是8%到10%，差不多一倍；那现在是反的，全球经济增长3%多，全球贸易增长2%，甚至1%多。大家知道，中国过去的发展是靠什么？很大一块是靠出口，我们的工业总体来讲，尤其是沿海地区，十份的产量，四份的出口，六份是自己用，我们在为全球化生产。那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当然抑制了我们的增长。

这还不要紧，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外部环境压力加大，面临着前堵后追。“堵”是发达国家处在产业链的高端，那都是有品牌的，都是有自主产权的，你要靠自己研发，不是靠模仿。我们很多产业，有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的家电行业，每生产一台彩电都要交10块钱，产业越大，交得越多。人家有知识产权，你可以不赚钱，但是他肯定是赚钱的。你没有自主核心技术，你就要吃亏，就受压制，这就叫前堵。

我们过去的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优势在丧失、下降。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到美国去，看了一些商场上的日常用品，包括旅游景点上的旅游产品全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当时我想买一些东西回来送人，作为纪念品，最后不敢买，没办法买，都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我回来怎么解释，人家以为我到天意市场（北京西城区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买的，因为都是中国产品，西方货架上的90%都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2013年我又去，我看到货架上过去清一色的MadeinChina（中国制造）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减弱。有很多新的品牌、新的产地，例如越南制造、柬埔寨制造、孟加拉制造等，还有非洲的国家。你这一套东西，人家全会了，很简单，去招商引资，把外资搞过来，给他优惠政策，搞开发区。这些谁都会搞，不是中国独有的。

印度总理莫迪一上任，全球看好印度，为什么？因为他要学中国广东，就是干我们的工作，想重复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辉煌。这是很容易学的，只要劳动力便宜、政策对路。我认为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现在变成60%，以后变成50%，变成40%，变成30%，全球市场都是印度的。我刚才讲了几个都是大国，像越南是8000万人口，孟加拉是1亿多人口，印度是10多亿人口，你搞得过人家吗？前面上不去，后面又被人顶着，那你不困死在这儿？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困在中间。

第四个特征是跟国际环境变化相关的。当然我们还受到了其他的干扰，比如美国为回归亚太在周边搞了许多干扰，现在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好在俄罗斯那边让他分心，不然的话我们非常难受。当然，我觉得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我们的回旋余地也是很大的。所以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际形势，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也要进入新常态。李克强总理一上任，就提出了很多关于宏观调控思路、方式的创新等内容。也就是说，过去那种老办法——经济下行就发货币，把投资拉上去的做法已经不行了。过去还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点就是房地产，我们2009年就是这么干的。这也不灵了。现在房地产是严重过剩，哪里都是大量的房地产建筑，我认为比工业产品过剩还要严重。你光刺激有效吗？越刺激越糟糕，活钱变死钱。现在我们很大的麻烦就是那时候过多刺激房地产，破坏了产业生态，大家都不愿意去搞其他产业，搞技术创新，都去买地炒房。

最后一点就是体制和制度。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的要求，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要基本完善。如果这个新常态没有体制作为驱动，就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那个新常态，还可能连旧的都保持不住，我们就会出现很大的风险。所以新常态是伴随着制度变革、改革深化的。全面深化改革，这也应该是新常态的一个内容，至少他是为了帮助我们形成我们想要的那个新常态的体制基础。当然我讲的这三个不是新常态的概念内核，而是与它相关的内容，是我理解的新常态。

还有一点认识，这是我经常跟大家交流的。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开完，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请我去做了一个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座，讲座还没开始的时候，内蒙古自治区党校的一个教授跟我聊起来。他说新常态是好，但是我怎么感觉我们离新常态很远，我们内蒙，增长速度下来了，达不到新常态的要求。我们的中高速，没有结构优化升级，我们的结构还是那些煤，还是那些重工业，我们怎么看不到新常态？新常态到底是什么？是现在我们这个状况吗？实际上，他提的问题，我也在思考。到底什么是新常态？或者讲我们的新常态是不是已经来临了？这其实是个问题。我理解的新常态含义就是经济增长放慢，从高速到中高速，放慢了以后还能稳住，稳的不是一年两年，稳个五年、十年甚至十多年，这就是本事，然后结构优化升级。这就叫新常态。我认为比较完整的一句话把它说出来应该是这样的。他还说，王教授你这个定义，我实现不了，我的速度保不住，我的结构不优化，所以我很悲观。我说，实际有两种新常态，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要避免坏的，争取好的。所以总书记讲这个新常态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发展目标，我讲的经济方面新的发展目标，就是实现中高速增长。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话，实现中高速增长，同时我们的经济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两个“中高”的概念就是我们新常态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好的新常态。坏的新常态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下来了，但是下来了之后如果保不住，就会破位、失控、失速。比如连6%、7%都保不住，变成3%、4%，甚至变成零增长、负增长。而且可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十年、八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这不是没有可能。就像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样的。日本是实现现代化之后，陷入了高等收入陷阱。我讲新常态有好有坏，我们需要的是好的，希望实现好的新常态。这个好的新常态是等不来的，按照《人民日报》上讲的，经济形势是等不来、要不来的，而是要去努力，要去真抓实干，做一些重大的变革。新常态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发展目标，是将来时，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这是我对新常态的个人理解和解读。

二、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下面我就讲讲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的挑战很大。那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2012年至2015年，连续四年我们的GDP增长速度都低于8%，可以说是不断地下滑。2015年的目标是7%，实际运行也是7%。特别是中国经济还出现一个现象，现在每个第一季度都不好，也可能是金融危机时候留下的一个病根。金融危机第一季度我们增长速度降到6.1%，上一个季度6.8%，我们6.1%，下来了。然后之后好像只有2010年、2011年的第一季度日子还比较好过。到2012年之后，每一个第一个季度都不好，现在他们搞了PM2，企业的信心指数也是这样，过春节的那段时间，好像中国日子很难过，经济都要下行。现在国内好一点了，海外媒体特别是海外的一些机构，都开始唱衰中国，每年都有这样一些唱空中国的声音，甚至有许多是危言耸听的，有中国经济要“崩盘”、要“硬着陆”这样一些说法。然后他会举出一大堆理由：中国房地产崩盘了，中国金融就完了，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了；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很大了，到期债务现在处于到付集中的还贷期；很多公共的投资效益低下；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破灭，会导致一系列金融财政的风险，中国经济也要出大问题。只要出现这种情况，他们都是这样看。

我们对这个问题确实要重视，因为经济下行有很多问题，包括金融的一些风险释放，现在不是讲矛盾凸显期嘛，我们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三期叠加，确实容易产生风险。但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中国真的会发生像西方式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吗？我看这个不是主要的。首先我认为不会出现西方式的金融危机。大家知道，我们确实有不良资产，有大量的坏账，我们历史上也出现过。像198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金融坏账率最高曾经达到30%、40%，但中国经济没有崩盘，我们有我们的处理方式。当时成立四大金融管理公司，今天还在，所以我不担心这个事。我们98%、99%的银行都是我们自己的国有银行，完全可以控制，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财政金融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大的危险？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这句话——中等收入陷阱。这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学者的过度忧虑，这可能是一个中国真正的危机。

可以说，以前政府工作报告上从来没写过这些内容，领导人曾经在内部讲话中讲过中等收入陷阱，学者们讨论过。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十二五”期间中国发展战略思路的建议，副标题就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要采取一种新的战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今天是用这句话来表达。

可以这么说，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巨大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讲，那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做得最好的，或者讲也有很多人能做到，也能取得跟我们一样的成就。一百多年来，不管人类做什么事情，各个国家都是一个目标，都想实现现代化，过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富裕的生活，人类都追求美好生活，都一样。一百多年来有很多国家努力，特别是20世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中等收入，亚非拉都有，亚洲居多。欧洲包括俄罗斯、东欧大部分；亚洲就是东亚、南亚甚至包括中亚、西亚，亚洲地区群体比较多；非洲这些年发展也很好；还有南美。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大小国家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十个曾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我们再进一步从中等之后往发达国家演化的过程来看，历史就完全变了，只最终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可谓凤毛麟角，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前苏联为什么倒台？现在的俄罗斯为什么处在这种困境之中？为什么有乌克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出了问题。

1995年，泰国的人均收入在3000美金左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两年之后亚洲金融危机就源于泰国。泰国出现金融危机距今，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现在泰国没有发展，政治不太稳定，经济一塌糊涂，实际上就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果。马来西亚也是这样。马航出事，大家都找他，说有各种阴谋，好像欺负他似的，实际上还是自己没有搞好，导致很多问题的发生。印尼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行。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比如阿根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跟美国一样，但是阿根廷现在还停留在二三十年代的水平。我讲的是相对水平，不是讲绝对的，说他没有发展这也不对，就是他没有变成发达国家。

按照东亚的经验，三十年就可以实现现代化。最典型的是韩国，三十年实现了现代化，了不起。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只有东亚两个大国成功了，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亚洲四小龙还有三个，这三个实际上都跟中国有关，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以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还是凤毛麟角。如果我们这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最终变成现代化国家，那才是历史上最大的事情。现在全球发达国家的人口才10个亿，中国实现现代化后，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那还了得，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太难了。我读总书记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书里面有很多地方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他讲中国未来多少年能把这个挑战给应对过去了，那估计是远远超过前人的，是不得了的，而我们的难处也是很大的。

前一段时间财政部长在清华大学做内部讲座，后来媒体上公开报道。他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50%，成功和失败，50%对50%，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大于50。我个人认为，假如新一届政府没有听取这一套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府上任，按照2011年、2012年状况，我认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90%。但是今天，我认为降低了，但是我估计也有60%、70%的可能掉入陷阱，也就是我们胜算的概率增大了三成左右。我比财政部长还要悲观。但我不是说中国经济就不可以了，我认为条件是在变化的，不断在变好，可以慢慢升到50%以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70%那基本上就成功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上升的，我们的改革再不深化，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制度问题、体制问题），特别是公平正义问题、竞争力问题、需求问题，那我们离中等收入陷阱就会越来越近，中等收入陷阱越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工夫。我相信新一届政府采取的一套思路、政策、战略是非常正确的，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它毕竟有一个过程，能不能落到实处，这是不确定的。

具体来讲这么一个风险的表现是什么？我以为有五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三大问题、两大危机。你可以讲十个二十个，我看有人列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十条，很多都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一些搞政治的，甚至搞一些社会学的人的研究结果。我不是讲他们讲的不对，他们可能讲得比较庞杂，把这个问题放得太开，好像中等收入陷阱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我在2009年的报告里面讲了十个方面，但是十个里面最关键的就三条，所以我今天讲中等收入陷阱的三条原因，我认为这三个事情做对了，或者这三种事情不出问题，那中国经济就不会掉入陷阱。

第一条就是需求问题。经济增长是要靠需求的，你生产的产品要有人买，不然企业不就喝西北风吗？我们搞一大堆投资，希望投资稳增长，现在稳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但关键是投资到时候能不能变成效益？投下去有没有人买？如果我投产了，产能形成了，价格还能上去，那你这个投资就是好投资。那我们现在的压力是什么？就是需求不足。出口没办法，我控制不了，消费还不错。从2012年到2015年连续四年，我们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增长还稳定在10%以上，出口压力是持续的，已经多少年都是这样，但是这两年，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我们真正的压力来自投资的下滑。2013年我们的投资增速第一次跌破20%，是19.3%；2014年，我们的投资下降到15.3%，全口径的大概15.3%、15.4%。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就是四个点的下降。2015年第一季度降到12%多，4、5月份还得下降一点，但是下降放慢了一点，是11%多。现在往10这个方向调整，砍了一大半。那我们消费要是再砍一半，经济就4%、5%了。出口我们是下来了，投资也下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有消费还算稳定，那两个有的已经调了很多年了，有的现在还在调、还没到顶。没有需求，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

现在我看有些经济学家反对搞需求分析，认为不要重视需求，我说需求太重要了，需求就是市场。我们为什么国企改革，就是国有企业不考虑市场，不考虑需求怎么变化，甚至更创造不了市场，创造不了需求。乔布斯之所以伟大，在于他创造需求。没有需求，他都能给你创造出来，这就是最顶级的企业家，他能创造需求。其他的企业家就是能知道哪里有需求，需求是什么，研究需求的趋势。所以中国假如不做一些改革，不做一些结构调整，我们的需求是成问题的，会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如果投资不足，消费不足，出口不足，三大需求都不足，那经济增长就失速了。

我们现在需求的潜力很大，回旋余地很大。我们的需求在哪里？最大的需求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就是新兴城镇化这个需求。农民变成市民，在中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让他变成农民工，这就造成了我们三十年的繁荣；第二步，农民工再转变成完整的市民。但是在半城市化转变为完整的城市化的时候，遇到了障碍，就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搞，因为一个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就意味着后面一大堆的福利都要跟上。新兴城镇化现在提出来三年了，没有一个地方有真的动作，为什么？都希望搞点投资，马上见效，都不愿意花功夫把真正的潜在的需求、几年以后才见效的需求调动起来。所以按照我的判断，新兴城镇化没有进展。这个就麻烦了。农村的留守儿童，贵州出现的事情都反映我们户籍制度上的严重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就反映出它蕴含的是巨大的需求。

所以总理说，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但是这句话到现在为止我看连10%都没落到工作之中，这是一个麻烦，所以潜在的需求很多。我们的消费也受到很多限制，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很多限制。需求问题还包括我们投资创新性的需求、公共的需求、投资的需求。工业领域产能过剩，一些垄断的行业投资就不足，没有供给，成本很高，就导致了潜在的需求被压抑。只有消费需求加上出口需求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才可能稳定住。就是说，保持中高速增长最终还要取决于消费需求。

有人认为，要重视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多人还反对这个观点，认为消费不行，还是要搞投资。我不太同意后者的观点，尤其是北京地区。北京还要靠投资？2014年我参加北京市发改委的一个座谈会，他们讲2015年投资很困难，我讲没什么问题。投资主要是靠提高效率，靠调整结构，北京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的是靠服务业、靠科技创新，不是靠房地产、靠投资，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我们投资比重绝大部分损失都在50%以上，我看以后应该是要降下来，而是更多地依靠消费。消费的空间非常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是第一个，就是讲所有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需求不足。

第二个就是竞争力低下，产业不能升级，产业长期处在中低端。我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面临着“前堵后追”。通过降价销售，虽然销售额增长很多，但是效益都上不去。产量增长很多，利润增长速度可能只有销售额增长速度的一半，就是一个销售额的增长，换来是0.5的效益增长，那这个企业不就是越来越不行嘛。所以必须提高它的附加值，提高质量效益，不光能好卖，而且要卖得值。那这个就要靠你的技术，靠你的服务，靠你的品牌来实现。

产业竞争力这个事情，我想多讲几句就是，我们现在在搞“两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你们看一看，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有人说已经是中高等的样子了，因为2014年超过了7000美金，2015年、2016年可能要到8000美金，按照绝对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跨过15000，我们就算是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你们看看我们中国的企业，过去十年的高增长，我们有没有产生出一批世界性企业、跨国公司出来？按我的观察，没有，或者是极少数。

2006年我对500强企业做了一个分析。我把这些数据都记下来。当时中国的500强企业是23家，日本是67家，韩国是14家，台湾是6家，泰国是1家。就是说你一个国家有没有竞争力，你只要看看500强。当然，500强也很蒙人，因为2006年我们有23家，今天已经有100家，占全球20%。我们GDP占全球12%到13%，那时候只有6%，现在已经扩大了一倍，远远超过日本，日本大概只有8%到9%，过两年我们就是日本的一倍。2015年我们超过10万亿美金，日本是不到6.5万亿，美国是16万亿多。日本最高峰的时候是80年代中期，世界500强有100家，GDP占全球的19.3%，这个数据是对应的，你的500强的比重，一定要超过GDP在全球的比重。这是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这里面有大量的有竞争性的国际性企业，更多的是制造业技术性的公司，像服务的、金融的必须是现代服务业，500强的构成里面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你就有竞争力。但是很遗憾，2006年我们的数据是，在我们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23家企业里，只有两家制造业，还都是在世界上排不上号的，比如宝钢和一汽，还是达不到世界水平。现在100家里，制造业也很少，主要是金融、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几大银行，还有几大贸易公司，甚至现在加上建筑公司。我们建筑业搞得好，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发达，没有一家像三星那样的世界性的制造业，这就是问题了。你靠什么赚钱？不是房地产把房价抬上去卖高价，然后年轻人购买、掏钱，你就赚钱。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竞争力，把全球其他国家的钱赚了。人均收入中等到中等偏上主要靠产业竞争力来实现。过去我们是拼资源，从改革开放初的120美金到2008年超过3000美金，今天是7000美金，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粗放的发展方式来实现。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你要靠的是产业附加、靠利润率、靠效率才能实现。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收入差距。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偏大，不能说是两极分化，而是我们的收入差距偏大，而且这个“偏大”很大部分是包含了不公的因素。就是挣钱、发财的这些人，中产阶级不太服。如果服了，问题也不太大，不太服这就有问题了。这样的情况就很像拉美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也是这两个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超过0.5。比如泰国，基尼系数就超过0.5，富的人太富，穷的人太穷，大多数都是穷人，没有中产阶级。然后大家不服气，对富的不服，认为是权力腐败，靠各种权力交换来的，不是靠劳动、靠创新来的。我看美国没有人对比尔·盖茨、乔布斯有意见，他们很富。但是在中国，对这些富人确实意见很大，对一些官员的意见也很大。所以这不是光基尼系数就绝对能说明的事情，它是两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双重的压力。

发展怎么受影响？收入大量地倾向于资本，倾向于富人，倾向于有权的人，但他们的消费倾向是下降的、有限的。因为从个人来讲，从家庭来讲，消费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财富暴涨的情况下，消费是有限的，它的基尼系数会下降，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剩余——剩余的资金、剩余的资本、剩余的财富。但是另一边，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不高，虽然消费倾向很高，但是钱不够。所以就会导致储蓄率高得畸形。然后就会总想投资。为什么投资？因为消费不足，或者是投资太多，影响了消费。那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一个死结。所以拉美国家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间断层，消费增长受到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影响就是社会的影响，社会不稳定，仇富仇官。一点小事就被放大，实际上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心里有气，觉得收入不公，机会是不均等的，在分配上存在各种权力交易，就不服你。很多房地产商发财，人家都不服，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付很大的社会成本，也就是维稳成本会很高。我讲的这三条都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以说，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就会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他的问题都是附带的。

下面我还要讲两大危机。中国的危机是什么？我概括的就是生态环境危机、城市病蔓延的危机。城市病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课间拍了几张照片，那天的天空是我见过的极少数几个特别棒的天，蓝天白云，特别漂亮。我们希望天天是这样，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这样。

环境污染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曾经，我的孩子问我说，老爸，大家都觉得这个雾霾很严重，天气这么糟糕，什么时候中国没有雾霾了。我当时给他一个回答，我说要二三十年吧。他听到以后，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觉得怎么还要这么长时间。我听到这个以后，心里酸酸的。他18年前出生在北京，生下来就在雾霾中成长，到了18岁，雾霾变得非常严重了，我告诉他还有二三十年才能解决。也就说他可能要到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才真正能见到希望中的那种好的生态环境。他觉得悲哀，我也觉得悲哀。

有一次，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处交流的工作人员问我中国的政策，他说环境问题这么严重，中国政府方面是真的干还是假的干？我告诉他是真的干。因为我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过去是被动，现在是主动的。从老百姓不答应到领导真的想干，已经是一种自觉地想改善环境的反应，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个问题迟早能解决，给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肯定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要通过新常态的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政策，特别是产业升级的长期措施来解决。

但是对于“城市病”，现在关键是认识不到位，没有人去好好分析它的原因。都认为是城市市中心人口太多、城市密度大，才导致交通拥堵，这完全是不对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郊区化是富人的郊区化，富人住在郊区，就像在北京的房山周围，半山区是富人最喜欢住的地方。香港的半山区，其它各个地方城市的那个山坡上、水边，都是富人住的地方，农村都是富人住的地方。我们现在是把穷人都撵到郊外去。

大家知道经济学的二八定律，不管什么社会，富的人总是少数（20%），穷人和中产阶级在内的一般人占到80%。你要解决交通问题，你最基本的选择是80%的人流动，还是20%的人流动，你会产生不同的交通流。我们是把80%的人流动起来，那20%的人不动。现在，富人住在市中心，普通老百姓、工薪阶层穷人都住在郊外，80%的人流动，那产生什么？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交通流放大四倍。如果80%的人在市中心，各种服务都是在城市中心，移动是很有限的，这80%的人节约了四倍的交通流。反过来的选择就是扩大了四倍的交通流，这是第一个。比如北京现在实行机动车尾号限行，一天就有400万辆车在跑，实际上它是1600万辆车在跑。而美国的纽约有2000万人口，汽车保有量是1280万辆。美国纽约的汽车普及率在全美是比较低的，只有全美普及率的60%左右，大概两个人一辆车。全美是每个人是有0.8辆车的，一家平均是三辆车。纽约就是让多数人住在市中心，少数人住在郊外，实际上只有300万辆车在跑。你是400万辆车，实际上是1600万辆车在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越住在郊区，越依赖汽车。不是说我发展公交，地铁通到房山、大兴，我就对公交依赖，不是这么回事。他要上医院，只有开车最方便。所以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越边远的地区、越农村的地区对汽车的依赖越高；越住在郊区，对汽车依赖度越高。公交再怎么发展也没有用，因为很不方便，不能直达，不能保证时间。所以这个跟我们想要解决的交通问题完全相反。我上班从家里到单位五公里，我有五个选择，你们有吗？第一，我走路，我现在一周至少走一次，有时候走两次三次；骑自行车；坐地铁；坐公交；开车。一周五天，我只要开一次车，我减少的汽车的依赖是80%，但是我要是住在房山区，我肯定百分之百天天开车。

所以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城市病”的问题恐怕是影响生活质量、城市运行效率，括第三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比环保问题还要严重。因为人流、物流不畅通。从经济学上讲，就是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四大流。资金流、信息流是根本不需要的，跟城市空间布局没有关系，但是人流、物流则不同。因为人是要活动的，物流要有效率，而城市结构、城市布局就会严重影响你的效率，所以我觉得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不适应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发展应该是对城市的结构、城市的效率更依赖。它跟工业不一样，工业可以分散一点，我们可以在县里面搞一个开发区，大量地搞规模化生产，但是一些商业服务必须集中，运行要有效率。按照现在这个结构，我办一个事情，在路上耽误几个小时，那一下子降低了人流、物流效率。这是第二个。

三、 怎样应对挑战

第三个就是讲讲怎么应对。我想先讲一讲2015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思路。首先就是不再搞过去那样一些强刺激性政策，不要轻易地出台强刺激性政策，因为后劲太大了，就是再也不能采取像2009年那样的政策——为了稳增长而稳增长，就不惜任何代价。现在，我要稳定增长，我要的这个速度，是不带来严重后遗症的速度，而且是越高越好。但是，强刺激政策带来很多后遗症，包括房地产泡沫、结构失衡、大量的产能过剩、金融风险等。虽然可以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后患无穷，成本太高，代价太大，所以坚决要在发展理念上做创新。

本届政府一上任就提出了没有水分、有质量、有就业、有收入、有生态环保的增长，我们把它概括为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我们追求的是这样的，跟我们刚才讲的新常态一样，但是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中高”。所以新一届政府，特别是2015年两会的总理报告里面概括为“三个双”（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的思路。

第一个，双目标——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靠什么？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的两句话，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靠市场，二靠政府。中国现在要保持中高速，实现中高端，就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是第一位的。市场不是传统的市场，不是拼资源的市场，我们的资源也不是原来那个资源。过去劳动力很便宜，农民工在农田里做农活，多了去了。进城只要比农业的收入高一点，他都接受，但文化素质普遍不是很高，有的还是文盲，很多人也就是识字，初中毕业，后来慢慢有高中毕业打工的。那今天我们的人力资本不一样，我们每年有700万的大学毕业生，三年下来就是2000多万，十年下来是7000多万，这个人力资本升级了。

1998年，朱镕基总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扩大了招生，现在的招生数量平均是全国高中毕业生的60%多。我是1981年上的大学，那时候是3%，现在是60%，北京市更高，达到70%、80%。但是这个人力资本现在是浪费的，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业难。所以，要利用资源，利用市场的质量创造增长。新一届政府提出来叫“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利用新的人力资本。我们的人力资本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不再是农民工，现在是大学生了。大学生来搞我们的工业，来搞我们的服务业，来创业，和农民工当年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我们从资源的角度思考怎么利用。因此，新一届政府特别推崇、鼓励“双创”，为“双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简政放权，包括商事制度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2015年所有的非行政许可全部取消，这也是空前的。所有的非行政许可，在中国可能上千项，到处都是。这是第一个引擎，也是市场的引擎、创新的引擎。动员高质量的大规模的人力资本，这是我们升级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叫市场的引擎。

第二个是政府怎么发挥作用。政府不能讲，我交给市场，你干吧，我什么也不管，乱了我就给它收回来。过去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放”是第一位的，但还要“管”，最后还要“扶”。所以2015年5月12日国务院召开了一个简政放权两年的总结会议，关于怎么去深化，提出了“放”“管”“扶”三结合。我们过去改革开放说简政放权，给国企放权，放了以后就不管了，出了问题就收回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现在为了避免这个错误，放的同时就开始管，还要搞好服务，这思路是不一样的。“管”“扶”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我们的很多民生方面，比如教育、医疗、生态环保等的公共产品是短缺的。“十七大”提出五大民生，新一届政府又补充生态环保，认为环境保护是第六大民生。这六大民生可是我们的“短腿“，所以要补短板。政府要出力，不要靠市场。当然也可以动用社会力量，也可以动用个人的力量，但更主要的责任在政府。所以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双引擎。一个是市场的手，一个是政府的手；一个是看得见的手，一个是看不见的手。过去是旧的，现在换成新引擎、双引擎——政府和市场。动力一个来自于市场，一个来自于政府，所以政策也要正确。我刚才给大家讲，新常态的一个含义，包括政策新常态，那就是这个意思，政策通过六大战略来实现。这个内容很丰富，包括宏观管理的创新，这个大家知道，就是区间调控加上定向调控，然后试试六大战略怎么去调结构，我认为这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思路。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框架。

第二块就是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大家都比较清楚，包括我们的宏观调控，包括我们调结构，也是要靠改革来配合，没有改革，这盘棋就走不活。所以改革统领、贯穿于各项工作中，包括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改革优先。通过改革释放红利，只有改革才能够促进我们的产业转型、结构升级，所以这就是改革的作用。也就是说邓小平启动了最早的一步改革，重点领域、经济领域要做得多一些。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第二次大改革。所以我认为，改革优先、改革统领这个思想，就是通过改革释放新一轮的制度红利，来抵消过去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传统的产业优势的减弱。这是政策的第二要点。

第三块就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种宽松的宏观环境。反腐也好，市场秩序的整顿也好，甚至包括房地产调整，我认为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大家对新一届政府有归属感，我们的政策有凝聚力，要提高大家对政府的信任。所以我觉得，改革的意义和反腐的意义，包括整顿市场的意义，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加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这是我们这些年做得最好的。

那么，我们具体来讲一讲中国怎么去避免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我刚才讲了三大问题、两大危机，这些都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我们不是有回旋余地嘛，我们不是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嘛，那么，我们对于潜力的障碍必须有破解之招。这次《五问中国经济》一文里面就讲了“三个结合”的思想，网上有人评价，叫三结合理论。三结合理论就是近期和长期相结合、发展与改革相结合、国内和国际相结合。我们这里是讲长期和短期、调结构和稳增长、促改革和调结构之间的结合，我概括为六大战略。

第一个是扩大需求。刚才讲需求不足，那么扩大需求怎么解决？第一，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释放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第二，扩大消费占比。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六大消费热点，其中特别强调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消费、健康消费，还有教育文化消费，一共有六大消费热点。创造宽松的消费结构，这是解决需求问题。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讲，新型城镇化进展缓慢，还没有真正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这是第一个方面，扩大需求，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提高产业竞争力。我想靠两条，第一个是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新一届政府现在非常重视服务业，过去我们的贸易统计收益里都没有服务贸易，现在服务贸易单独统计出来了，服务方面也太多样了。制造业要靠服务，现在“互联网+”，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商业新业态，商业模式创新，这都跟服务业是相关的。我们的制造业要提高自己创新能力，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核心技术。我们现在有些领域还是有进展的，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觉得总体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不是讲中国制造2025吗，也就是到了十年以后，要实现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前段时间我也查了一下规划文本，就是要形成一批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这样的公司，美国有一百多家，日本有几十家，中国也有几十家。所以中国制造2025指的是什么？通俗的说，就是中国的制造业要赶上德国和日本的水平。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过去叫“赶英超美”。现在制造业水平比较高的就是德国和日本，科技水平最高的是美国，制造业也是最高级，2045年或者2035年要追赶美国。那现在能不能通过十年时间，先赶上日本和德国？我认为不那么容易。我们的汽车行业就做得很差，本来是非常好的条件，这么大的市场，全球第一大市场，但是2000万辆的汽车销售量、生产量却培养不出一个半个国际汽车企业出来，全部都是给跨国公司打工，这是很成问题的。

第三个是发展两个区域。这实际上是讲区域的平衡。一个是新区域战略，包括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它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大问题。长江经济带是中东西形成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说白了就是解决环保问题，解决公共设施的互联互通，甚至要解决城市病。我觉得新一届政府大概就是解决这三类问题。

四、 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趋势

我对2015年、2016年甚至2017年总体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2015年、2017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两年，2017年可能稍微好一点。有两个预判，第一个就是这两年整个经济形势面临着调整的压力，包括化工行业、石化行业。因为石化行业是个传统行业，是个重化行业，它确实面临着很大的调整压力。这个压力的来源，包括房地产以及传统的制造业，就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但是需求又不足，那就必须调整。我们现在的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也就是PPI已经连续38个月、39个月负增长，也就是三年多了。我们上一次PPI调整、工业企业产品价格下降是在1998年到2000，用时两年多，然后就结束了。这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很多重化工业的产量已经到了顶峰。这就是讲“十三五”规划或“十二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十五”规划的不同点，就是有不少的重化工业品将达到历史峰值，产量再不可能增加。这个在美国、日本很多达到工业化的国家都出现了。我们的石化行业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肯定，但我知道有几个行业肯定是这样的，水泥、钢铁、甚至煤炭，产量应该是下降的。这个可从来没遇到过，我们“十五”的时候没遇到过，十多年前更没有遇到。我们的钢产量超过11亿吨，粗钢也有8亿多吨，达到人均收入的峰值。未来，我想粗钢的产量可能要降到5亿、6亿吨，不是增长，是下降了。那你的效益怎么来？在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收益，这是我们特别要思考的。我们的压力来自于生产需求的重大变化。电力大概有50%的空间，汽车我们有一倍多的空间，最高值可能是两倍，我们汽车的产量可以达到6000万辆，但我们现在是2000多万辆。水泥也是峰值，这是我们的压力。房地产，我这里可以说，甚至不需要建一栋楼，就可完全满足我们所有城市化的需要。房子太多了，多得不能再多了，已经把几十年的需求、几十年的产量都已经提上来了。所以，未来中国经济调整的压力可能是长期的，而且经济调整的压力还比较大。这种变化，不是阶段性的过剩，是绝对过剩，是峰值的影响。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十三五”的增长速度很难超过“十二五”，我估计应该是6%到7%之间，这个目标可能定到7%左右。我觉得未来五年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6%到7%之间，如果破跌6%，可能产生非常多的问题。当然增至7%以上是很困难的，我主张有弹性的，就是6%到7%之间。当然现在这方面有争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按照我的建议是6%到7%之间，这个应该保证我们能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质量和效益。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对未来增长趋势看法。

第三个就是两个判断，这两个判断可能对大家有一定的增强信心的作用。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周期趋势、发展阶段的分析，我们未来十年中将发生两个拐点，第一个就是在2017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经济度过了未来两三年最困难的时期，进入一个恢复性增长。这个拐点有可能晚一点在2018年到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分析了，前面我们讲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自于房地产，来自于重化工业，很多行业达到峰值，那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整，我想也应该有所成就了。所以2018年可能是一个周期性向上的拐点，那个时候很多企业日子才比较好过。2015年、2016年会“死”很多企业，甚至2017年也不那么好过，但是到了2018年就可能是一个回升复苏的态势，但是复苏的点也不要要求很高，能上7.5%，能上8%那就了不起了。但是我想质量和效率一定要提高，就是我讲的速度增长1%，你的效益增长2%。如果达不到2%，1.5%也可以。如果有6%的增长、7%的增长，却能实现9%、10%的效益增长，那就好了。这是一种预测性的，最后对不对，要历史检验。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我认为更重要：在2023年前后，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这个很有意思。最近我也看到，在国际上也有人讲中国的2023年。2023年是中国的一个现代化的拐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才能确认中国是不是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可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时间窗口，我倾向于这样分析。如果我们的习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新一届政府的这些思路、方针、政策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想2023年应该会出现这个历史的拐点，也就是中国迈向“双中高”。可以说是还没有完全现代化，但是已经爬坡过坎，达到了中高等收入的水平。这个时候有可能从指标上超过美国，但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些结构指标、质量指标达到了日本、德国水平。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城市户籍人口比重超过60%，那就有需求，就不担心需求，这是很关键的。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

五、 产业发展机会

第五点就是关于产业发展机会。我也讲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从产业、企业的角度，我们的机遇，特别是传统行业的机遇，在于资产重组。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甚至延伸到未来五六年、七八年，会真正进入资产重组的时代。这种方式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资本市场行使。现在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新三板各种产权交易，也包括直接的市场并购。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波澜壮阔的资产重组的时代。我比较看好的是有实质性的重组题材，特别是一些资产，通过重组、发展，能够形成全球性的优势的这种公司，那他的成长空间大了去了。股市上涨，那至少是十倍甚至百倍，所以这个力量是无限的。

我们由此可以想到，1998年到2001年那个时代也是资产重组的时代，但是级别不一样。这是个大级别的，所以我们企业也要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很多企业、产业面临资产的负债问题，有许多包袱，包括产业重新转型调整，这都需要资产重组这么一个在西方市场经济中通行的方式来实现，包括经济调整期破产，许多企业倒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破产倒闭并不意味着资产消失，而是一个资产重组的过程。破产保护实际上是资产的重新配置利用，是一个不断增加、增强效益的过程。传统行业需要下好资产重组这步棋，这是我觉得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就是关于新产业发展。现在提出来十个制造业的重点领域，其中大部分都围绕着新兴产业。过去在金融危机的时候，2009年就提出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是当时讲的比较多的，还有移动互联网，生物制造，原材料、新型材料，生物制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当时提出了七个。现在基本上延续了那样的思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像机器人、“互联网+”等。互联网的革命出现之后，很多人呼唤生命科学、生命革命，实际上到现在美国硅谷也没有发声出来，反而现在出现了新的变化，所以叫第三次革命，包括机器人、无人机、“互联网+”这样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态势更是非同反响。

实际上，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就是突破传统的约束，把互联网这个活的要素加上各个方面以后产生新的变化、新的机会。所以作为企业发展来讲，确实也要重视“互联网+”这个因素。

当然有些东西我不太同意，包括汽车行业的新能源汽车，我不是很看好，我认为汽车还是要搞传统汽车。我们现在制造业的战略里面，严重忽视汽车行业在国家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的一些新的技术应该用于装备制造，特别是在汽车行业有非常大的机会。我不看好钢铁水泥行业，这种行业的成长性很低，很多行业会出现绝对下降，电力行业增长空间也有限，但汽车行业在从传统行业到汽车工业，以及跟汽车相关的服务业中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汽车行业不像其他的商品，不只是消费，他也跟服务相关联。而我们国家不太重视汽车行业，认为背负着环保这个包袱，在汽车行业采取过多的压抑政策、限制措施。比如，为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而采取的限制措施等，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最后一点，资本市场。我认为资本市场是个好东西。我在2007年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观点，要鼓励资本市场的泡沫，抑制房地产泡沫。我提出一个“好泡沫”和“坏泡沫”的观点。我认为房地产泡沫永远都是坏泡沫、坏孩子，资本市场泡沫可以成为好孩子，因为美国的高科技革命给我们的答案。我们今天搞“双创”，利用人力资本新的优势搞创新驱动，最主要改变的是金融结构和金融的发展模式，通过金融这个平台来促使我们的产业升级创新。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市场中，牛市不仅是大快人心、让很多人投资赚钱，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就是产业升级问题。所以我要围绕这个讲两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观点就是资本市场中，牛市不是单纯地靠政府推动的，我们要认识它的必然性。我研究资产的变化，它最根本的是跟货币、资金的流向变化有关。为什么股市在2014年牛，不是在2013年牛？如果想让新政府重视，它应该在2013年牛。2013年起不来，为什么在2014年5月份以后才起来？这个跟什么有关？你们想一想就知道，这个跟房地产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通过资金流的分析发现，就是由于资金现在不流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是老百姓投资最大的池子，但是洪水泛滥，湖水淹田，造成洪涝灾害泡沫。由于现在没有健全体制，效益不涨了，产量过剩了，融资成本也高了，所以这个“水”就开始流到资本市场的小池子里。这个观点我在几年前就讲。很多人问什么时候可以炒股，我没讲2014年，我是说什么时候房地产的资金大池子的水不往大池子流，那肯定要往股市流，这个点就是你进入股市的好时期。所以，我认为这个变化是由资金流的变化导致的。这个流的变化已经形成一个市，它不会轻易改变，所以我认为这个牛市，按理论值来讲，应该持续五年以上。虽然有时股票下跌，股民受了损失，但是从国家资本市场良性健康来讲，这是个好事。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然后是政府推动。政府要利用好资本市场，呵护的同时还要利用好，不是为了纯粹地保护它，更重要的是要借它来搞创新、搞升级，要把美国资本市场的真金学过来。现在新三板市场很好，所以按照他们现在对未来的前景分析，新三板以后的作用可能比主板市场还好，因为它跟创新的关系、跟中小企业的关系更加密切。

所以，中国的金融中心不见得非要是上海或者深圳，我看北京有这个优势。国家怎么去利用资本市场？只要把它的导向扭转，让钱流过来了，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上涨的基础。但是怎么去跟它结合？一要打假，打违规操作；二要利用它，促进转型升级，促进创新。我曾经讲过，要实施资本市场战略，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就是资产重组，怎么去发展新产业、搞创新，怎么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我看可以一箭多雕，一举多得。中国要是真的实施六大战略，最后都落到实处，那么我们的历史使命——实现两个“中高”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也就是说，2023年真的会出现历史性的拐点。

我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