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5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核心提示：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浙江乌镇举行。宣讲家网站特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同志，作了题为《关于“互联网+”的思考》的报告。李院长深刻地讲述了在世界互联网时代下，我们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机遇与挑战。
各位同志，我很高兴来到北京市宣讲家网站，给大家汇报我对学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网络宣传、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的体会。
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讲出席这次大会，非常隆重。习近平同志将于16日上午亲临大会并做重要演讲。在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网络问题，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关于网络的规划和建设的指示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十三五”规划《建议》还指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优化媒体结构，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今天汇报四个问题：一、意识形态的定义与重要性；二、互联网的现状及“双刃剑”作用；三、“互联网＋”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危机和生产关系大变革；四、坚定正确理想信念，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一、意识形态的定义与重要性
（一）意识形态定义
如果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定义意识形态，有的时候可能看得不是太清楚，如果从整个社会结构中看，可能看得更清楚。如果仅从意识形态看意识形态，就像瞎子摸大象，比如说鼻子是意识形态，就摸着鼻子，说它是长的，但对于鼻子在整个大象中所处的地位却不知道。应该从整个的大象来看鼻子在哪个位置，有什么功能，就很清楚了。所以，应该把意识形态放到社会结构在里面来看。
在整个社会中，首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呢？就是人+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什么是生产关系呢？就是所有制+分配制度+人与人之间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就是经济。
第二是政治。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政治的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首先决定的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什么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就是国家、政党、军队、包括法律等都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是上层建筑的产物。
第三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文化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客观存在的，政治的上层建筑（政党和国家、军队）也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就是树立在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上的观念形态的东西。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客观存在必然要经过人类变成专业形态的东西，这就是文化的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是文化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化的上层建筑核心就是意识形态。
我们看看恩格斯怎么对意识形态做定义的。他说，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构成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这些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文化的上层建筑。而文化的上层建筑里面有灵魂，也是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即意识形态中，都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人这一切都不存在。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结晶是信仰。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比喻，比如我们的大楼，地基以下属于生产力，大楼的第一层就是经济基础，第二层就是政治的上层建筑，第三层是文化的上层建筑，都是以生产力作为基础。我们为什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呢？没有这个地基即生产力，就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了。
（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1.革命领袖与领导人论述
一是马克思。他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苏联一个大国，呼啦啦大厦倾没了，关键在哪？意识形态出问题了！
二是毛泽东。他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说，网络承担着沉甸甸的历史使命。
三是习近平。他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2.西方政要和战略家相关论述
第25任总统麦金莱在1898年解释他决定占领菲律宾的决策时说：“教育菲律宾人，使得他们变得高尚、文明，并且信仰基督教，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了；承蒙上帝保佑，尽我们所能为他们做得最好；像为我们的同胞一样，基督也为他们而死。”通过宗教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从而确立社会秩序。
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在1948年就说：“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被妒忌和愤恨的目标。我们在下一段的现实任务是设计一种使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差距关系的模式。”也就是，要保持大部分财富来享受，又不让人记恨和愤恨，我们得有我们的办法，让别人羡慕我们、学习我们。
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乔治•阿伦说：“我不特别关心炮火和宣传对人类有利或有害。我只是强调，我在此处谈的是大范围的宣传。我们美国人必须懂得并善于防御性或进攻性地使用宣传；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像500年前拒绝认真使用炮火的古骑士。”他指出宣传是非常起作用的，不能拒绝，威力巨大。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说，领导能力是指让人做事，“不仅因为你让他们这样做，你在强制推行你的命令，而且还因为他们本能地想要为你做事。”
精通文化冷战的美国心理专家克罗斯曼说：“最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得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一样。”
1969年初﹐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美国和苏联进行和平竞赛，结果20多年后苏联垮了。
2001年6月，基辛格的新著《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版。基辛格在书的结尾写道，“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头上，而要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
布热津斯基的“奶头乐”理论认为，“要使全球80%被‘边缘化’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解除被‘边缘化’的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公众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过去如果说是“媒体思考”的话，那么现在有些群众包括一些党的干部就是微信代替思考了，每天获得信息的来源就是微信。而微信中有不少段子是在美国本土产出的。
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是一个左翼学者，我个人认为他非常有见地。他这么说，“在西方，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老谋深算地操纵公众舆论是被精心隐蔽的，所以与极权体制下的强制宣传系统相比，这种方式有效的多”，“它不是控制我们想什么，而是控制我们想的是什么”。这是很经典的一段话。
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出访澳大利亚的前夕接受了“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专访。奥巴马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不少年轻人问为什么第三世界总发生革命，美国从来不发生革命？高加索曾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为什么美国不发生革命，因为那里没有美国大使馆。”只要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美国大使馆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美国为什么安稳，因为没有美国大使馆，他不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做的工作有这么几种。第一个是电视上的脱口秀，很多人晚上都在看这个。第二个是橄榄球，年轻人对橄榄球非常感兴趣。第三个百老汇。我去美国跟普通民众交谈，他们非常真诚朴实，但他们对世界包括对美国一无所知。第四个就是选举政治。2016年美国又要开始选总统了。选总统，每人一票，不过你只能在两个人中间选，而这两个人早就由资本选好了。你看电视辩论非常热闹，你也只能在这两个人中选，你在里面选一个以后，没你什么事了。而我们的党员可以监督领导，我们的公民可以参与监督。他们就是投一张票，以后的政治都是政治家的事，和你丝毫没关了。当然，它主要是金融霸权。100美元成本是6美分，现在电子记账连6美分都不需要花，开一个空头支票，物美价廉的产品就由飞机运到美国。
二、互联网的现状及双刃剑作用
里根在1989年宣称，“芯片将会摧毁极权主义”。
克林顿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后说：“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是把果冻钉在墙上——白费工夫。”
1999年，布什说：“一旦互联网占据了中国，想象自由将会如何飞翔。”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
这些年，不少人的价值观变了，其中，互联网立了很大功劳。
现在，全世界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人提供。在国际英特网的所有流量中，超过2/3以上来自美国，位居第二的日本占7%，德国占5%。而网民人数将近7亿的中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只占0.05%。在国际互联网13台根服务器中，其中一台主根服务器和9台副根服务器在美国，其它3台副根服务器是英国、瑞典、日本各一台，而这三台还必须从在美国的主根服务器上拉出来。
美国国内的互联网络，通过在太平洋、大西洋的海底光缆和通信卫星与世界相连。美国互联网每秒钟通信能力为10G字节，相当于每秒可传送2300卷百科全书。全球销售的约90%的计算机使用了美制芯片等组件，我国集成电路芯片的自给率不足10%。微软的各版本操作系统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高达98%。
近期，据西方媒体报道：“全球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恶意软件感染和入侵的计算机网络竟有5万件之多，其每日手机监听量高达50亿部”（全球只有70亿人口）。
2012年某月，观察到的全球病毒扩散次数超过5.8亿次，中国超过3.13亿次，全球有33.6万台电脑被感染，中国超过8.89万台。美国实际上充当了整个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警察。
网络体系的价值与该网络的用户平方成正比。谷歌占全球搜索引擎销售市场份额的70%以上，现在仍在增加。使用谷歌，假若信息不在现在的第1、第2的页面上，就等于这个企业或消息并不存在。在中国的百度搜索引擎上，如果不能占第一页，第二页几乎没人看了。所以这个排名，至少是一个大好的商业机会。更何况网络有时候会被应用到政治上，进入意识形态。他把这样的东西放在首页或者第二，把反动的东西排到不知道有多靠后。
2001年，美国排在前10位的网站仅占浏览总数的31%，2006年则占40%，2010年已占75%。博客、微信也是同样。实际上这样一方面可以创造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控制价值观。
竞争必然产生垄断。在互联网领域已经形成一种国家与企业的联盟，而这种联盟只有在金融业的军国主义中才能找到类似情况。互联网正在形成新的世界。有人说，互联网能够形成更公平竞争的市场、更加负责任的企业和更加透明的政府，但是事实却有着两面性。一方面，网络集中度是扩大了；另一方面，你的一些东西被背后的资本、网站给扼杀了。
网络战已经成为经美国五角大楼正式认定的继陆战、海战、空战和太空战之外的“第五种作战形式”。今后几年内，美国网军司令部将由现在的900人扩充为4900人；目前，其网络战部队已超过10万人，专业黑客5000多名，平均智商140分以上。
云计算是商业战、军事战的重要组成。美国策动企业出面推广云计算，而自己躲到幕后，躲在企业后面。在手法上，更注重用技术、规则、标准、知识产权来要求、约束其他国家。一旦全球信息的流动、存储和运算都通过互联网在美IT公司提供的“云”上进行，作为全球信息中心的美国就掌握了全球信息的绝对控制权（包括中国所有手机）。
IBM宣布，已和美国空军签约，将为其9个指挥中心、100座军事基地和散居全球之70万军事人员所使用的USAF网络，设计和建立一个云端计算环境，还要为北约创建云计算系统。与此同时，IBM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先是借助无锡，又要携手东营共建“黄河三角洲云计算中心”，并希望吸引20万家独立软件公司使用自己的数据中心。把100个中国城市作为潜在的云计算客户，还准备在北京建立一个铁路创新中心，以期掌握中国重要的铁路建设信息。
美国八大金刚（特指“美国IT业八大金刚”），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在中国风生水起。思科占据了中国电信163骨干网络约73%的份额，把持了163骨干网所有的超级核心节点和绝大部分普通核心节点。
云计算是把双刃剑，更为锋利的一面在对方，因为他们占据着整个硬件、技术、包括IP地址。
美国又提出“智慧地球”，即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并且被普遍连接，形成所谓“物联网”。超级计算机、云计算、物联网将溶为一体。这就是“智慧地球”。整个的关键数据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IP地址分配、域名解析、通讯干线、硬件制造和软件制造、理念等五个领域是网络权力的具体体现。在美国主导下的互联网，美国把绝大多数的IP地址留给了自己和盟国。域名具有全球唯一性、排他性的特点，往往与企业名称、商品标志或商标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在创造互联网的同时，也设计了域名解析的规则。域名系统的解析过程从大到小，最终都要靠根服务器来引导。谁控制了根服务器，就意味着它控制着巨大的网络权力。
如果美国想要屏蔽你的IP地址，你没有办法解析，这些网站从互联网世界消失，全球互联网业务量有80%和美国有关。庞大的互联网数据库，其中80%由美国控制，几乎所有的互联网运行规则都是由美国制定。如果美国想把你屏蔽、排除在互联网之外，他的一双眼睛可以盯着别人，别人却找不到它——在网上找不到它的IP地址。此外，还有一个云计算，还有一个物计算，美国在背后控制着全部的信息。
2012年3月19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近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另外，美国可以通过其控制的IP地址通过机器隐身群发，在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发送近70万条虚假造谣信息覆盖我国的主要网站。
当你一天早上醒来，当所有的网站上都是这些虚假信息的时候，你还能辨别真伪吗？
2013年3月10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1月1日至2月28日不足60天的时间里，境外6747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90万余台主机。其中位于美国的2194台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28.7万台主机，位于日本的132台主机控制着境内473个网站。无论是按照控制服务器数量还是按照控制中国主机数量排名，美国都名列第一。
三、“互联网＋”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危机和生产关系大变革
美国《外交》双月刊2015年7/8月号刊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题为《为什么说技术乐观主义者错了》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个“乐观的版本”：“人类将在信息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突破，那么将会令过去两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人类将过上更像神一样的生活”。但他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增长疲软与不平等显著加剧的并存”，“最终结果也可能是产生极少数大赢家和大量失败者”，“毕竟，决定结果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能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必须修改它们”。
尽管这些评论极有可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但笔者读到此文，仍然感到欣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随着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兴，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在美国主要的刊物上，竟然也出现了对现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分配制度必须修改的观点。这对现在一些仍执着笃信“新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人应该是一个提醒。
（一）当今世界处于“互联网＋”领衔的生产工具大变革的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大发展最终必然要求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变革，就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是实现和体现社会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必然最终刺破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外壳，要求建立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器时代决定原始社会形态，青铜器时代决定奴隶社会形态，铁器时代决定封建社会形态，蒸汽机和电力时代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迄今为止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废止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人民群众在其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重大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先从军工领域诞生，因为这一领域是生死搏斗的最前沿阵地，同时又是“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优越性”的集中表现地。美苏争霸，美军诞生了互联网。苏联亡党亡国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把“互联网主干的运营管理交给了商业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用风险资本家约翰•多尔的话说，这是“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法财富创造行动”。
我个人认为，当今世界又处在生产工具大变革的前夜。这一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从生产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有人问互联网究竟属于第几产业？我个人认为它不属于第几产业，不属于工业、农业、服务业，它是渗透到三个产业之中的，不能把它单独拿出来。在工业领域，主要是互联网＋机器人＋3D打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术＋传统制造业等；在农业领域，是互联网＋智能农业＋生物工程等；在第三产业，是互联网＋金融＋商务＋教育＋医疗＋媒体＋各种新兴服务业等；在社会领域，是互联网＋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也就是说，在今后若干年内，“互联网＋”这一新兴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诞生与发展，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效能，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疾地冲击着全球人类的时空观念和交往思维方式，改变着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改变着军事作战模式等。“互联网＋”已经并正在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最为重要的新生领域。
笔者认为，以数据海量采集、存储及其分析应用为基础的“大数据”理念和技术，也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全球信息产业的又一次聚合和提升。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都是以互联网为领衔或作派生或作基础，都属于“大互联网”的范畴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说，以互联网技术为领衔的信息革命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相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和迅猛发展，充分彰显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威力。
（二）“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正在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着“互联网＋”，推动着新的高科技革命，似乎不可一世。一些人也与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弗朗西斯•福山相呼应，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全世界都应向美国看齐，并以此来规制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有的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拥有“互联网＋”这一高新科技并渗透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叹为观止，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复兴信心不足。还有的人则为此欢呼，认为仅仅依靠“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自身的大发展，不需要变革生产关系，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灭剥削，也没有了工人，从此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赞成。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复兴信心不足的人而言，只是看到历史的局部空间和时段中的现象；而认为仅仅依靠“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自身的大发展就可以消灭剥削，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则是忘记了任何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框架内存在或发展或遭到破坏的，或是有意“忘记”这一基本常识而误导他人。
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谈到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采用的新技术时就明确指出：“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让我们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放入当前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里，放入历史的长河中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前些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资本主义一路凯歌行进，不少国家以学习美国为荣。但天上突然掉下个“林妹妹”：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七年过去，依然故我，何时见底，至今扑朔迷离，前几年的各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研讨会也都了无踪迹；这也使得国内外不少知名的大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瞠目结舌，使得全球有识之士特别是广大民众“有所思”。
2008年12月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曾指出更大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后头。这场危机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并且三五年间绝不会轻易走出去，主要是由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严重造成的。这场危机给我们的教训非常大，需要大家十分清楚的认识到它的根源在哪。以前，大家都觉得马克思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绝没想到的是，他一直在经济全球化上空，用冷峻目光注视着我们的“小小寰球”。140多年前，他在《资本论》中就写到：“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正因为资本认识不了列宁所说的“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群众取得食物更为困难”这一基本道理。所以，资本所遇到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不是产品太少，而是产品太多了，但是普通群众没有钱买，所以才造成了工厂倒闭。马克思讲的道理很浅显，却也很深刻。有些人解释为：资本家太贪婪、银行监管缺失，大家对前景不看好，所以不敢消费了。其实，这些都是子原因，不是根本的原因。
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拥有的“互联网＋”为领衔的高新技术作如下简要分析，来看看“互联网＋”这一高新科技的高新霸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运行，是如何逐步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大灾难”的。
第一，“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使得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民众与高新的、甚至传统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得社会的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互联网＋”的大发展，必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必然根本地改变各个产业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方式。“互联网＋商业”，必然使传统的大商场大量倒闭；“互联网＋金融”，必然使多数传统的银行破产；“互联网＋医疗”，必然造成传统医院生存困难；“互联网＋教育”，必然会使传统教育陷入窘境；“互联网＋媒体”，必然带来传统纸质出版物的大量萎缩；“互联网＋文艺”，必然使传统文化娱乐场所“门庭冷落”；“互联网＋交通”，必然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便捷和价廉；“互联网＋军事”，必然使传统军队的组织形式、作战样式等发生质的变革等。
以亚马逊公司这一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为例。它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秉承“天天低价，正品行货”的信念，无可厚非地使顾客喜爱他所带来的便捷。但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在《互联网不是答案》一书中说：“实体店产生1000万美元的营业额平均需要47名员工，亚马逊只需14名雇员”；“亚马逊2012年在美国大概毁掉2.7万个工作岗位”。“汽车共享服务公司UBER有1000名雇员，市场价值达182亿美元，其估值相当于租车业巨头安飞士和赫兹两公司之和。所不同的是，这两家汽车租赁公司雇佣了大约6万名雇员。”也就是说，当创造的价值营业额相同时，不同的却是：一个公司雇佣一千名员工，而另一个公司雇佣6万员工。
英国牛津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评估了美国700个职业“计算机化”的可能性，结论为：“‘美国47%的就业机会面临危险’。在今后10年至20年的时间里，半数工作都有可能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是作为一种技术壮举出现的”，“司机这个职业在美国是最普通的（开重型汽车、轿车、客车和出租汽车的司机多达400万）。”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科特利科夫甚至认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所导致的生产力提高，可能使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总体上变得更加糟糕。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他们的收入也可能落入机器人的所有者手里，大多数工人将‘被退休’，而他们的储蓄想必比年轻人还少。”
随着“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完全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十年内，大量的无人工厂必然会大量涌现，这些无人工厂的机器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物美价廉的产品，但这些工厂都不雇佣或是很少雇佣工人了，都不给工人发工资了，那么，谁还有钱再来买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呢？这就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爆发。
第二，“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垄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垄断产品的市场也就愈具全球性。
有一次我在广播里听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都喜欢并同样使用高露洁牙膏。我听到后一愣，中国的普通人也用高露洁，这是生活资料，而生产资料又何尝不是这样？大飞机、电脑等产品都是几家大公司生产的，这些大公司薄利多销，有着超级的管理能力，并且通过生产环境又把全球的钱都赚走，装到了少数人的口袋里。
第三，“互联网＋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滥，使得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当今世界上所有股市、期货、汇率、种种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是世界统一大赌场的有机组成，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坐庄”。正是主要基于广大民众就业岗位逐步减少、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以及吮吸穷国、穷人的“三管齐下”，使得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在全球范围内，与其说必然，不如说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愈来愈穷的根本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
2013年全球个人财富掌握在百万富翁手中的有40%，2014年则为41%，而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到2019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46%。全球85位富豪积累的财富超过了35.7亿财产。
不少战略家都在判断，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我认为，极少数人越来越富，绝大部分的人越来越穷，这才是最深刻、最大的变化，并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加大。
（三）“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会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
任何时候，社会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并运行的。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判断，无疑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科学技术，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判断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永恒的魅力。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以“互联网＋”为领衔的高新科技革命和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转嫁到其它发展中国家，使其内部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保护和促进高新科技的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是超越一定时段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的甚至绝对的贫困，必然容纳不下新科技带来生产力的急剧增长，最终必然抑制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
正因如是，我们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的本质是资本的奴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最终制约甚至破坏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的革命。也正因如此，马克思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这也就是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就必然会造就一批又一批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等，并可以进而发展壮大那些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了。
布朗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财产私有制度。他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但其基本策略是少数人的起义或阴谋手段，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政权是根本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是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布朗基是英雄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者。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这一新生技术力量只有归还人民大众，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恰恰相反的是日趋接近。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中还可能有较大的、甚至更大的曲折。
“互联网＋”的大发展，往往会首先和主要冲击着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本质上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当今世界语言霸权中的所谓“中产阶级”的“产”，实质上应该是指生产资料的“产”，而“中等收入阶层”中所谓“中产阶级”的“产”却是生活资料的“产”。比如，外企高管年薪300万、500万，这些不能算中产阶级，只能算高等收入阶层或者中等收入阶层。因为，这不是通过自己的财产雇佣大量的工人而获取地劳动剩余价值，而是靠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拿到应得工资。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西方社会的稳定寄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上。就是建立所谓的“贫富两头小，中间‘中产阶级’大”的“橄榄型社会”。在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说来，所谓的“中产阶级”是发展壮大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金融、贸易规制、科技等霸权，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以供给国内各个阶级阶层购买；另一方面用海外获取的丰厚垄断利润，为所谓非“中产阶级”的穷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待遇，建立所谓的“福利社会”；三是用海外获取的丰厚的垄断利润为所谓的“中产阶级”支付比生存工资要高的薪水，使他们在就业期间享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美国多数人生活得很好，就是这样的原因。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繁荣时期，所谓的“中产阶级”也会处于正常的发育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谓“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标志，就是有着相对较高的工资等较为稳定的收入，并以此作为抵押，还可以进行“车贷”“房贷”等，以提前支取和享受自己的甚至子孙后代的“资源”。但经济一旦进入下行通道，甚至步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就不仅造成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失业，而且会把大量的所谓“中产阶级”抛入失业大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区分经济繁荣的时候和萧条的时候。做人不能只想着顺的时候和经济繁荣的时候，还得考虑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美国《外交政策》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指出，“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幸福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将在创造就业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可怕效应”，“换句话说，律师和会计师很可能要感受到流水线工人几十年来感受到的痛苦”。
据美联储统计，由于房价、股市等暴跌，2007年至2010年间，美国家庭中位数净值就缩水39%；有50%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与原有的经济地位相比有所下降，甚至明显下降。
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绝大部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这些人年纪轻、学历高，掌握着各种高科技技术，当这些人被抛入贫困行列之时，他们与本来就处于贫困行列的“蓝领工人”阶层相结合，其反抗形式和效果便与以往经济危机中的有很大不同，会创造比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还要危险万分的革命家、理论家、组织家，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不稳定。
2015年7月2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布伦达•M•西弗在一篇文章中对总统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表示如下忧虑：“决策者一般都颂扬全球中产阶级崛起所带来的长期好处”，“不幸的是，中产阶级扩张在短期内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一直被相对地忽视了，而且这两者还因全球化和数字革命而被放大”；美国“中产阶级”“仍然面临薪酬增长停滞、裁员、大学费用飙升以及债务等诸多问题”；“其它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也承受着类似的或者更糟糕的厄运”；“这一趋势可能助推关键国家发生社会革命”。这位学者在文中还引用了《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这样的观点：中产阶级甚至是最具革命性的社会阶级。美国这位学者和亨廷顿是站在为资本主义补天的角度而担忧的，他们不是杞人忧天。当然，这是全球范围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多年积蓄在股市、房市等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上被洗劫一空，又被抛入失业大军之后的绝望、觉醒与反抗。
（四）“互联网+”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无疑无比光明
现在都提“互联网+”，有“互联网+”学术观点必然有“互联网+”。2000年左右，美国的互联网是以每年2300%的速度在增长；2000年3月10日，以互联网为领衔和主要内容的纳斯达克指数创下5132点的历史最高纪录。但随后一路狂泻到1500点以下，超过5万亿美元的市值随之蒸发。但是，“互联网+”在今日的美国重新又在“崛起”。
这说明，互联网和“互联网+”领域既是新的生产力孕育和壮大的“摇篮”，也是金融衍生品孳生和冼劫的“乐园”。
全球化不是始于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宣布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开始。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始于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这与“互联网+”这一崭新的生产工具登上全球舞台几乎同步。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除美国之外，其它发达国家都开始品尝美国主导的“互联网+”的苦头，即使美国统治者自身也在嘟囔着“互联网+”带来的诸多“麻烦”：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的上升，全球“恐怖主义”和所谓“恐怖主义”的增多，国家和私人信息受到惊人的攻掠，发达国家的孤立主义和不少国家的民族主义、反移民情绪的急遽上升等等，这些都似乎成为全球需要共同治理的“新的公共安全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开始质疑美国——全球化地球村村长的能力了。2013年，富裕的国家比2009年多采取了23%的保护主义措施；“互联网的自由度正在降低，许多政府给本国互联网筑起了围墙”；“去全球化时期过后，世界最终都会恢复正常，但有时要到发生全球冲突（如二战）之后”；“历史表明，当前这样的去全球化时期可能会产生持续数十年的影响”。笔者赞同上述判断。笔者更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就是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不断交替中曲折前进的。
我们十分清醒地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的发挥还有一定的潜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合作、竞争、较量还在进行之中；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角度讲，“互联网+”与反“互联网+”的合作、竞争、较量也都在进行之中。但是，“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必然会更加尖锐，并与现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必然发生大冲突，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的一定变革甚至大变革。
资本主义目前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小变革，像罗斯福新政一样，缩小一点贫富差距，这样旧资本主义可以延续下去；第二条路一点不让步，继续让穷人更多、更穷，很快引起全球的穷人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法国主张采取第一种办法，就是给穷人让步、高征税。
短期内看，有些互联网完全控制着舆论，它给你造谣，你对它没有办法，你跟贴上去了，它给你删掉。但是，从长远来看，互联网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离社会主义形态越来越近。
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讲过，铁路进步了，如果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羊肠小道上的人们互相联络非常艰难，所以联合也非常艰难；一有铁路，大家十几天或者几天在一起联合，以后就互通信息组织起来了。铁路的进步给了无产阶级、社会大众联合手段，给了物质力量。而现在，有了网络以后，不需要10天半个月了，而是仅仅需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都可以了。美国这次占领华尔街实质上就是通过网络。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美国在其它国家搞颜色革命也是通过网络。
四、坚定正确理想信念，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1.人如何活着才有意义？
我们是网络人，从一定意义上我们是精神上的历史保证。面对网络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弄清楚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才有意义，关键是树立什么信仰。你说你没信仰，实际上没信仰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信仰上帝，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原罪，人生下来就有罪，所以要恕罪，要祈祷上帝宽恕自己。伊斯兰教信仰真主，认为今生虔诚信仰真主，后世就是天堂。大乘佛法认为，小乘佛法修度自身，大乘佛法修度众生。最大的三个宗教信仰这些东西。
外国人说，13亿中国人都没有信仰，多可怕！是这样吗？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什么？毛主席1945年说：“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我们信仰上帝，这个上帝不是耶稣而是人民。
普通劳动大众始终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愿、意志和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个是真实的，并且人民是世世代代永生的。我们说共产主义必然会出现，就是因为它有人民——上帝、真主谁见过？
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本质上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它希望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持有“拯救自己”“虔诚信仰”“修度自身”等这样的价值理念以为极少数人压迫、剥削绝大多数人这样的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服务。因此，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不一致的。
共产党人信仰人民不合理吗？咱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改变生产关系，大家都幸福起来，这才是真正在现实世界里面达到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让大家寄希望于另外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引到那里去，今生让你受苦受难——宗教的信仰和共产党的信仰绝对不一样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基督、伊斯兰和佛教教义有相通之处。但是，不论是哪种宗教，总是教导信徒放弃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而是求诸内心修炼，以安于现实的苦难；而马克思主义是教导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和变革，运用客观物质力量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以实现现实幸福。一个是求诸内心，一个是求诸行动，前者是宗教信仰，后者是科学信仰，二者不应混同。
我最近刚刚出一本书，讲的是人为什么活着。在这个书里面，我在我们研究生院的博士开学和毕业典礼讲话里面讲到这个道理。在这里面，一篇彻底改变美国同事对毛泽东看法的文章——《纪念白求恩》附录在后面，我建议你们网上搜一搜，向你们发自内心地推荐这篇文章。
下面是在美国的一个华人与他美国的同事的对话，美国同事是一个虔诚基督教徒，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事极不理解，甚至极为反感。
这位华人对其美国同事说：“来美国前，我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是个宗教信仰至上的国家。美国人民坚信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选的，美国人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选的宠儿。为此美国人民自豪骄傲，热爱这个国家。”
“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传教者们，穿着朴素简单，吃最简单的食物，他们眼睛里是真诚朴素坚定的，他们让我想起了中国老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群人，忘我，无私，为了信仰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可以献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国的传教者们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而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更具体地说，在毛泽东同志的的指引下。”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对话，其美国同事回答：“我想我有点被感动，如果这一切是真的。”
最后，当其美国同事看了这位赴美华人推荐给他的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英文版后，这位美国人说：“我很震惊。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毛泽东写的，如果我把里面所有共产主义或意识形态字眼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读，我会以为我在聆听上帝宣讲。毛泽东说的这些，和我曾经在教堂听到过的几乎完全一样。”
“我真得非常感谢你，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毛泽东，我想我开始尊敬他了。我更感谢的是，我突然自己的心胸变得很开阔了，我觉着整个世界的门在朝我打开，共产主义和毛泽东已经不再是我心里的障碍，我更了解了中国，我非常高兴，我可以拥抱这些，我想就可以拥抱一切。”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观，宇宙无边无际，时间无时无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无边无际和无始无终的一个特定的空时交叉点上来到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诞生是必然的，而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的出生却是必然中的偶然。在必然和偶然的交叉点上我们来到人间，这本身就值得骄傲、自豪、幸福。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这样不顺心，那样不顺心的日子，常常皱着眉头过日子，我怎么那么倒霉，你就没有想到你能来到世界上待上百年是非常幸福的，你不来世上你怎么会有困恼呢？恰恰你忘记了最应该幸福的时刻。所以想通这一点我们就是乐观主义者，就不会把那些不高兴的事放大。
但是弄清这一点远远不够，还要弄清为什么活着才有意义，活着是形式，为什么活着才是内容，怎样活着才有价值。
有的人把活着本身当信仰，奉行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为了活着甚至不惜作叛徒、汉奸、卖国贼。而曾任中共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同志1931年6月间被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出卖，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最后他的四肢被敌人的几个粗大的长钉钉在墙上，敌人还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他仍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6岁。
有的人把吃好喝好当信条。而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同志和他领导抗联部队对日寇坚持了长达九个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得数十万日军不能入关，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业绩，有力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后来，他被叛徒丁守龙出卖、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侵略者丝毫无法理解杨靖宇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条件下能坚持抗战一年之多，最终解剖杨靖宇遗体，看到的却是“胃里连饭粒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破棉絮。牺牲时年仅35岁。
有的人为金钱而活着。而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彭湃出生于有名的富有人家。他当众把自己家族分得的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后投身革命。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出卖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3岁。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蔡和森、杨靖宇和彭湃同志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出卖他们的叛徒却永远被历史钉上了耻辱柱。
至少蔡和森、杨靖宇、彭湃的孩子为他的祖辈骄傲，那些叛徒的子孙们，他们无罪，但是为他们羞愧。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活法的意义。
有人贪赃弄权甚至不惜作叛徒、汉奸、卖国贼从而“享受人生”，并认为这些劣绩和罪过将会随着自己的逝去和时间的风尘而变成雪泥鸿爪甚至永远无从知晓。我们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沧桑，一些历史细节将可能会被永远湮没甚至是歪曲篡改。但殊不知，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其大略常常无需繁多琐碎的历史细节，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所作所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将无任何可能逃遁历史对其的审视，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功过是非，人民和历史会最终将其辨析并记载得清清楚楚。你逃不脱，虽有一些细节永远弄不清楚的，但是一放在历史长河，放在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的角度一下子看清楚了。
人为什么而活着？说到底，是个信仰和世界观问题。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权力观、地位观、苦乐观等等。正确的理想是生活光辉灿烂的太阳，可以把你人生全部照亮。
2.要有正确的理想理念
习近平在11月17日政治局学习会上明确指出：“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截止2015年11月，十八大以来超过百位名省部级官员受到处理。改革开放以来，近700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受到处理，还不包括军以上的干部。
我有几个认识的人就在秦城监狱，听说最后都通过反思说原因在哪？一个是不好好学习，一个是丧失了信仰，这是由衷之言，不是官话套话。
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70多人牺牲。何长工，为革命献出家人及同族亲人40余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极其残忍地剁成肉酱，装到罐子里。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其中一个15岁的亲弟弟被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
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31万多人，毛主席才提出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不能让革命烈士的血白流。
3.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高中生还比较单纯，但大学特别是研究生毕业后，即是美国统治者的思维，即林语堂所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有一些博士生你跟他说美国稍微点不好，他跟你急。是马克思说错了吗？马克思讲这个往往是几百年、上千年、上万年的，决不能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以眼前的个人利益来衡量它的对错，是我们的心胸和眼界太狭小了。
我有一个体会，学习如果有捷径的话，就是对比战斗。想办法找到极左极右的网站对比着读，看谁讲的有道理，可以提高很快。
4.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
一个电影两个多小时，镜头对着一个秀丽少女脸上的青春美丽痘，说这个就是一个少女，你说是假的吗？确实她脸上有青春美丽痘，她是局部真实，本质不真实。一部电影说就是代表了整个时代，整个毛泽东的时代，你还很同情，哭哭啼啼地跟着，看完以后就说那个时代怎么那么黑暗啊？还有很多光明的东西。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过去读到这个体会不深，十八大以后一反腐，发现真是这样，完全归罪于他们，不是。但是西方在促进官员贪贿无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变你价值观。
只有少数人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他说那好办，我找到诽谤他们的方法，说服他们是渣子，在网上谁要提共产党、社会主义、毛主席好的话，你会看到有组织的进攻。还给人家造谣，包括说罗援是逃兵，讲的有鼻子有眼的；戴旭，空军的大校，为党讲了几句话，网上铺天盖地的骂，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主席听到了以后就想该怎么办？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明确肯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红卫兵身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朋友跟孩子说一说。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挨骂也认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习近平总书记15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习总书记的大国领袖风范，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毛泽东创立了“反和平演变”，只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理论，都在实践中较量着，甚至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5.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认真关注、深入思考重大问题
著名油画家吴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齐白石画小鱼小虾是自己高兴，让别人高兴，如此而已。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但他仍然坚持，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时我就会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确实非常崇敬鲁迅，要学着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骂，怕人说，为多数人，为普通老百姓，为党和社会主义，尽一点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资产阶级的精英政治观点，那么既然是精英，就要尽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目前，有“五大安全”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一是经济，特别是金融安全。二是社会。随着经济下行，社会群体性实践会增多。三是周边安全。四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安全。五是以互联网霸权领衔为背景和工具的意识形态安全。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这五个安全里，意识形态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观念上对了，在想法上对了，那么前四个安全问题都好应对。
6.认真改造世界观
我有一本小册子——《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这本小册子的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毛泽东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毛主席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极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声抽泣，接着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着急了，因为这是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第5天。医生说，本来不让你看书，还非要看，看了还哭，眼睛要看坏了。主席在看什么呢？是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多景楼在长江南岸，镇江的北部山上。“危楼还望”，是说多景楼本身是危楼，还是比喻南宋政权是危楼，不得为知。陈亮说，我登上多景楼感慨万千。“今古几人曾会”，有几个人知道我内心的所思所想呢？“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朝廷的官员只考虑自己的小家庭过好日子和个人升迁，谁在考虑河洛？“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谁在考虑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呢？
毛主席担心将来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却不理解，甚至很多人还在抱怨，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他很孤独、无奈、无助，所以突然在陈亮的词里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绪一下与700多年前的陈亮连到了一起。这个里面有他的担忧、无奈、无助，还有点委屈。所以，一下子泪水如大闸开启，奔流直下，一泻千里，大声痛哭起来。
这本书中还说：“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
即使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但我们也决不能走苏联的路。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从这个自私的角度讲，我们也绝不能走苏联的路。如果走的话，那么下场比苏联还惨。为什么？因为苏联资源丰厚，人又少，人文素养比我们高。为了研究苏联解体，我到俄罗斯去了几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民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来负责，依法治国的同时不要忘记以德治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尽了这个责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尽心，将来走了别的路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受难，就会像现在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样，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那个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爷爷奶奶，你们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呢？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只有大家都尽点心，党、国家、民族才能好。
精神产品可以影响很多人。如果这个里面出现伪劣产品，那就会误人子弟。如果把整个价值观都改变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负起历史责任感、责任心。
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社会主义的体悟》，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必将接受历史和人民明天的评说。”我是个小人物，我写的这些东西，包括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汇报，对也、错也、功也、过也，都愿意接受历史的检验。
让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不对的地方敬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