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09日 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在过去的30年当中，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词，而它也带领了中国有飞速的经济的增长，那么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增长模式，其实是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与众不同”，那么究竟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增长模式”它是什么，它会在将来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什么样的方向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院长陶然将告诉我们。

凤凰卫视11月7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陶然：中国增长模式是东亚模式的极端版本

田桐（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增长模式”，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0年当中，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词，而它也带领了中国有飞速的经济的增长，那么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增长模式，其实是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与众不同”，那么究竟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增长模式”它是什么，它会在将来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什么样的方向呢，我们有请今天的演讲嘉宾，给我们揭晓答案。

解说：陶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院长，他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高速增长，土地改革与公共财政，30多年的高速增长背后，逻辑到底是什么呢，陶然强调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不改革，中国的经济没有下半场。

田桐：陶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世纪大讲堂》，那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中国经济进入到了新常态的状态当中，那么您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说，中国的经济进入到了下半场，我们可能会形容踢足球的时候有上下伴唱，您为什么把这个词放到了中国经济的。

陶然（主讲人）：因为有一句古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中国经济过去三四十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而且也在市场化的这个方向上，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关键性的改革没有完成，而这个改革是使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还有很艰苦的这个工作要做。

田桐：那您觉得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它的这种中国增长模式和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的这种增长模式，有什么与众不同？

陶然：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我们政府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的一个超常规的作用，这个既带来了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非常高速的增长，也给未来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可能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隐忧，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完全取决于我们政府能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推动经济改革。

陶然：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凤凰卫视大讲堂来跟大家交流“中国增长模式”这么一个题目，我知道提“中国模式”这个词呢是有争议的，那很多学者会认为，模式这个词代表它是一个正面的词，所以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看好的人，他会支持这个词，那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很大问题，那些学者他会对这个词很反感，那我谈“中国增长模式”是从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角度来谈的，它不存在褒义和贬义的这个问题，我们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来讨论，它到底后面的逻辑是什么，应该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在过去三四十年我们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增长，这个在全世界肯定是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长呢，在不同的阶段，确实是有它的特点，有它的模式。

解说：从1950年代到1978年，中国曾经走过一段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时期，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转轨，陶然眼中的“中国当前增长模式”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参照物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一个被称为“东亚模式”的发展之路。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相似之处，例如，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政府亲商，但是相对却轻视劳工，然而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陶然：中国的模式实际上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极端版本，极端版本表现在我们经济对于投资，对于出口的依赖性甚至要更高，那么真正把中国和传统的东亚模式区别开来的，是我们中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一个强大的动力，如果大家去观察中国的地方政府，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投资，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行业的发展，表现出来一个超强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满足的这么一个冲动，各个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建设各种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跃进。

我这里面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实际上是讲，投资占GDP的比重，那最底下这一根线是世界的平均水平，大概投资占GDP的比重，大概在20%左右，日本和韩国大概基本上30%到40%，但是中国是40%多，到最近这些年甚至我们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5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与此相对应，这里面讲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是GDP增长靠消费拉动的部分，那全世界平均水平大概在70%到80%，日本和韩国呢，百分之五六十，我们中国的数字大概在40%左右，这是居民消费，当然如果包括政府消费，我们会稍微高一点，我们的这个消费占GDP的比重非常低，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投资占GDP比重非常高，换句话说，我们有过度的投资，形成了一个很过剩的产能，它必须要通过出口来去消化。

那么在讨论中国经济模式的逻辑之前，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模式是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极端版本，那么这个极端版本意味着什么？我们看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虽然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投资相对偏高，消费偏低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成功的变成了一个发达经济体，而且呢总体来看，这个社会收入的分配是比较平等的，而且产业也逐步实现了升级，政府的腐败呢也开始减少，但是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

陶然：我估计中国估计有上万个工业开发区，这在全世界大概是几乎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我们城市面积的扩张速度基本上是人口扩张速度的两倍，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却出现了严重的用地结构的失衡。

陶然：中国城市面积扩张速度是人口的两倍

解说：一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是社会问题的增加，一面是产能过剩，一面是消费不足，陶然眼中的“中国增长模式”好像一枚硬币，两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图案，那么哪一面会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会走入传说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吗。

陶然：这张图我认为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的，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看这个图的左下方这一块，就是讲在中国呢我们存在一个，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这么一个金融体制，这个金融体制它什么特点呢？它就从老百姓和企业那里吸收存款，廉价的贷款，加两个点以后的“廉价”贷款，它会优先投放给两个主体，第一个主体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地方政府拿到这个廉价的贷款之后，它们做什么呢？那它首先拿了这个钱，它先去征地，但是政府征了地以后，它是不能够把土地直接出让，它要在这个土地上面做基础设施，前几年，大概一亩地征地的成本大概在二三万块钱，给农民支付的补偿，但是如果我在土地上，再做这个基础设施，要做所谓的“三通一平”，现在“七通一平”、“十通一平”都有，那一亩地可能要八九万块钱，加起来呢，一亩地在这个征收，和基础设施准备之后，成本一般在十来万左右，然后把它出让出去。

出让出去政府的策略就非常不一样，如果是工业用地，那么政府一般会以接近成本，甚至是低于这个成本的价格，出让给工业用地的这个使用者，而且一次出让大概就是五十年，换句话说当工业制造业的用地者拿到这个土地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花钱的，或者是政府要倒贴给他，那政府把这个土地出让出去以后，它是找银行借的钱去做这种工作，它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钱能够收回来呢？那这里面就经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链条。

首先呢，它要把这土地出让出去以后，吸引来那些制造业的投资者，这投资者过来以后呢，就开始进行生产，给地方政府，他会去交两种税，第一个是所谓的增值税，但是这个税百分之六七十是中央政府拿走的，地方政府只能拿20%几，另外呢，企业呢投产以后，它还会给政府交一个所得税，这个所得税这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里面，一般也会有三到五年，甚至十年的减免，所以光从制造业到这个企业，到这个地方来，那个进行这个投资的时候，政府能够赚过来的钱它是不多的，但是一旦制造业开始在本地形成了，比较好的投资以后，它会带动本地的服务业，包括商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商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两种收入，第一个是它们要给地方政府交营业税，这个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所有的，第二呢，商业、住宅业的用地的出让金，这个是完全是地方政府所有的。

换句话说，我们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它为什么愿意去压低工业用地的地价，去拼命的去招收制造业的企业过来，它其实看到的并不是制造业给它带来的那一点增值税的收入，它主要是看制造业能够带动本地的服务业，所带来的财政的溢出效应，能够带来商住用地，高额的商住用地出让金和营业税。在这个里面赚钱以后，它再用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去归还这个银行的贷款，这样完成了这么一个循环，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这样去做，那么我们就会形成各个地方招商引资放量、低价供应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所谓工业开发区的这么一个大跃进。

这个开发区一波一波的热潮就开始，甚至延伸到了中国的这个西部地区，因为我们的土地比较便宜，加上我们的劳工比较便宜，加上甚至我们很多地方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它会放松对于劳工和环境的管制，那么中国就成为了一个中低端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天堂，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硬币两面，一方面是我们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我们的消费不足，那么过剩的产能就必须要向国际市场上，把它卖出去，恰恰在1994年的时候，中国进行了人民币的一个汇率的一个大幅度的贬值，就使得我们这样过剩的产能，可以逐渐地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卖掉。

那么到了这个本世纪初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就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非常强，那么中国的产品就开始逐步地大规模地占领国际市场，把很多其他的发达国家的生意全部抢了，而且同时呢就会形成一个贸易顺差，这个贸易顺差开始大额地出现了之后，按照政府情况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就应该升值，但是由于我刚才讲的，开发区一拨一拨在建设，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人民币升值过程，直到2005年才非常缓慢的开始，人民币汇率迟迟不升值，就会使得我们的顺差越来越大，大量的境外的热钱赌人民币未来升值，它们就从国外转过来，在国内的这个资本市场，包括这个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所以大概到2002年到2008年，我们迅速地积累了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而央行呢，为了对冲这个外汇储备，就不得不超发大概二十多万亿的人民币，来对冲这个三万多亿的这个外汇储备。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经济里面的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投入到哪里去，第一个投入股市，第二个是投入地方政府限量供应的，商住用地上去，所以大概到2008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第二个方面呢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这么一个金融体制，它廉价贷款另外的一个发放对象，就是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还有一些段毅的服务业部门，一些垄断型央企，这些企业呢，其实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那议论经济下行期间，基本上表现都非常不好，但是随着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2年以后，我们的这个出口导向型的消费品工业大规模的发展以后，它们需要大规模的能源原材料，也需要很多的高端服务业，同时呢，他们也能够从这样的银行体制里面获得一个非常高额的、廉价的一个信贷，他们用借的这些钱做什么呢？那就去国内国外，大规模地去采购能源原材料，包括购买一些矿藏，这个矿藏的权益，同时还有一部分这个央企这个廉价贷款，他们拿这个钱，去参与房地产的炒作，这样的发展模式，就是我们过去15年左右，中国增长模式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拼图。

我估计中国估计有上万个工业开发区，这在全世界大概是几乎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我们城市面积的扩张速度，基本上是人口扩张速度的两倍，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却出现了严重的用地结构的失衡，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城市用地，尤其是工业园区的用地，效率非常低，因为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我作为一个比如说这个制造业的厂商，我可能只需要用50亩，我就说，你既然基本上是白送了，我就要100亩、200亩，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即使在很发达的地区，工业用地的项目的容积率，基本上是在0.3到0.6，这个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世界各国城市规划的标准，包括跟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它一般的城市扩张里面，这个城市的存量用地，和增量的部分，工业用地一般比重，不会超过城市里面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也就最多百分之二十，我们中国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过程里面，它会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土地，用来给老百姓做住宅，我们中国大概就不到百分之三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我们城市房价会涨得这么高，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到了2008年，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速增长，那为什么你还要建立这么多的工业开发区。

陶然：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基本上已走到尽头

解说：2008年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拉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序幕，在陶然看来那时世界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在当时应对这场危机的方法，也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陶然：大家知道2008年，从美国开始策源，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就意味着，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以出口为原动力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国际市场这时候不行了，之前我们大概每年出口增长，在百分之二十几，2008年之后这出口，可能办成了零增长、负增长，或者是就是说说非常低的个位数的增长，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那中国政府呢，大概从财政上投入四万亿，去进行大规模的“铁公基”，基础设施建设，央行呢同时也放松了信贷政策，原来是在进行房地产调控，现在房地产调控，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放松了，然后同时大规模的放贷，比如说在2009年，我们银行就发放了9.8亿的贷款，2010年仍然高达将近八万亿，那么大规模的银行贷款去哪了？在金融体制仍然是国有银行为主体，仍然被严格的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它被配给到了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和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央企，那么地方投融资平台，运用了这个贷款，进一步新建和扩建了工业开发区，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新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建设，而垄断型的央企，我们用这些贷款去国内外，去收购各种资源和矿产，因为当时正好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的能源和资源价格呢，开始有所下降，那么我们很多央企认为，这时候正好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期，事后证明是抄在半山腰上面，还有一部分，继续投入国内的土地市场，进一步地推升了城市的地价，事实上大概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我们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涨得非常高了，那么这时候呢，中央政府开始在一线城市，实行所谓的这种房地产调控、限购限贷政策，那么到了2009年之后呢，这个房价随着信贷政策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放松，那么一线城市房价又继续高涨，那中央政府不断不采取措施，又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进一步地这个加剧限制，那么这时候大量的钱，就从到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去炒房地产。

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大概基本上是在一二线的城市，到了2009年、2010年我们的房地产泡沫，基本上向全县、各县城市全面扩张，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房价，大概在一两年之内，平均都上涨了百分之一百到两百，房地产全面泡沫化，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它形成的一个机制，跟日本在19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房地产泡沫，有非常相似之处，日本在1980年代的时候，也是压低日元的汇率、推动出口，结果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就非常大。美国受不了就要求日本进行日元升值，日元一升值以后，日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就开始下降，那么日本政府为了应对这个经济的不景气，也开始采取大规模的这个信贷刺激政策，结果导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也飙升，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反应，跟日本当时的反应非常相似，我们也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信贷刺激政策，我们并没有汲取日本的这个教训。

日本的房地产跟中国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它的房地产泡沫，主要表现在商业地产领域，因为它的住宅地产呢基本上涨得不太快，它主要是对于特定的，有商业价值的这个土地，来进行炒作它那个飙升的幅度比中国要高很多，我们的房地产这个价格的飙升，没有日本那么高，但是房地产泡沫的广度比它大，我们是在这个住宅地产先开始出现泡沫，然后后面就出现商业地产、养老地产，从头到尾还有一个死人地产，墓地也在炒作，所以我们的房地产泡沫，比它的广度要大，但是我们的高度没它这么大，对经济的影响呢可能比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可能还要更强一些，不仅进一步地加速了房地产泡沫化，而且会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2009年、2010年和2011年，我们工业用地土地出让达到了14.1、15.4和19.3万公顷，这个比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那一轮建设工业开发区的狂潮的，土地出让量还要大，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速增长，那为什么你还要去建立，这么多的工业开发区，那从经济学角度，我们要做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因为这时候中央政府样经济中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那么很多地区，尤其是内地地区，它的制造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可是房地产呢价格已经冲上去了，这样就给很多地方政府，带来一个财政幻觉，就是说哎，这个地方的商住用地的价格很高，甚至未来可能还会再高，那么我们未来呢就可以有足够的收入，去搞新城区和开发区的建设。

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的道德呈现，因为这时候中央鼓励银行向地方政府借贷，那我们这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这个地方政府呢，如果我是地方政府领导我也会去想，这时候能借到钱，不借白不借，一方面我的商住用地出让金现在很高，我应该能还得起，如果我万一还不起，这银行是国有银行，中央不可能看这些银行倒闭，如果还不起的话中昂政府一定会来兜底，所以这样就存在，就出现了一个地方政府能愿意多借就多借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不当的信贷刺激政策，所导致的这个财政幻觉，和这个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这么一个银行体制给地方政府带来的道德风险，就使得我们在2009年之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大规模地去借贷，去建设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是吧？形成了更进一步的工业开发区占地过多，产能进一步累积，新城区建设也过度、房地产建设过度，地方政府债务飙升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在2009年之前，我们大概就是四五万亿，到了2010年，就已经超过十万亿，现在大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数字，大概至少会接近二十万亿，甚至有的人在估计，二十到三十万亿的这么一个规模，你到很多这个地级市，或者县级市去看，那个郊区大规模的楼盘建设，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是去买，随着这几年房地产价格开始平稳，甚至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下降，那很多楼盘就销售不出去了，还有很多工业开发区占了大量的土地，农民的地已经征了，企业过不来，土地荒芜，但是地方政府，在征地和搞基础设施建设上，已经欠了大量的债，就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还款的压力，地方政府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国有企业资产，房地产价格一下降，土地价格也下降了，土地价格下降以后土地出让金也在下降，而你又欠了银行很高的债务，那这土地出让金可能最后连银行债务的利息都还不起，那怎么办？这就是最近这个一两年，财政部不断的推动一些政策，能够帮助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的这么一个原因。

解说：除了房价飞涨，城市用地失衡，在走过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这个中国发展模式，还会有哪些隐患亟待解决呢？

陶然：这样的一个模式到了现在，这个传统的增长模式，它就基本上我认为走到了尽头，因为这个模式它带来很大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城市的房价过高，我们大量的这个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不可能获得可支付的住房，他买不起房子，我们农民工大概两亿六七千万，大概基本上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里面能买得起房子，而且一般也不是在他打工的地方，一般在老家买点房子，那个房价会低一些，我们新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很难支付城市的房价，但是在很多地方呢又出现了房地产的过剩，而且在一个很高价位上的过剩，买不起但是如果这个房地产价格下来呢，那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全部要亏本，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它也会导致政府在征地过程里面跟农民产生矛盾。其实刚才我讲了，我们政府征地，给的补偿的这些年实际上是在提高的。政府也有它的苦衷，因为它征收土地以后，将近一半左右，工业用地它是亏本的，它赚钱的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商住用地。一个农民被怔了地以后，他看到的就是你把这个土地出让都是卖的房地产的高价，他没看到政府在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上是要贴钱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政府跟农民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征地过程中引起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征地拆迁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政府和农民都没得到太多的好处，所以，那么怎么办？

中国的改革现在才刚刚到下半场，也许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但是还有关键几步，一定要迈出去。

陶然：中国若不全面改革经济不会有下半场

陶然：那么未来的改革潜力在哪里？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张图上，要打破政府对于一些高端的服务业和上游重化行业的的垄断。也要打破地方政府对于土地的垄断，打破这个垄断才能够让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真正地发挥它的潜力。现在政府正在推动所谓的PPP，也实际上是引入民营资本，这是第一个垄断。这些行业都存在国有部门垄断，打破的难度非常大，而且我们如果看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你看到比如说对于地方的一些垄断的公用事业部门，这个垄断开始在逐渐地打破。但是对于一些央企，我们发现这个垄断的力量甚至在进一步的加强。比如说很多人在谈大学生就业，我们现在每年大概六七百万大学生在就业，就业非常困难，一方面跟我们大学的扩招有关系，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它是国有垄断的。

国有垄断的部门一定是雇佣人数比较少，享受垄断的租金，如果你打破垄断，让更多的民营部门进去参与竞争，它实际上是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很强的刺激。然后也给我们的大学生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另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实际上是我讲的这种土地制度的改革，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打破地方政府对于住宅用地的垄断供应。这个里面现在也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房价偏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又依赖于高地价和高房价，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下行的时候，地方政府更有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垄断。因为这时候如果你要打破垄断的话，集体建设用地，比如说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会增加供应，但是原来用高地价购买住宅用地的房地产商，他可能会直接面临破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可能马上就会破掉，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直接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但是不打破，这个泡沫迟早有一天也要破裂，而且这些农民工包括我们大学生，也不可能获得体面的、可以支付的住房。

所以这里面就面临一个两难，我一直在提出来这个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一个双轨制。比如说对于一些人口流入地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都应该允许这些城市的城郊村和城中村，本地拥有土地的农民在符合城市规划，也愿意给地方政府交纳一部分公益事业用地，比如说基础设施用地的条件下，允许他们合法地为外来农民工盖出租房。这个房子在短期之内只能出租，能出卖，只能出租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要防止对于正规的房地产市场进行过大的冲击，但是同时又为我们的两亿多农民工和每年几百万大学生，解决他们体面的而且可支付的住房问题。这样的一个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样做政府不需要再花钱建保障性住房。

如果我们能给两亿多农民工，包括他们留守在农村的家庭，留守的妻子或者是儿童盖房子的话，大概，我估计4到4.5亿人未来五年左右，概1到1.5亿套出租房，主要在流入地，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其实我们有足够的土地来给他们提供体面的居住，那么我们中国的流动人口就能够在城市里面实现永久性的定居，夫妻、父母和子女都可以团圆，然后他们能够逐渐地变成城市人。夫妻都可以在城里面打工，获得更高的收入，孩子可以在城市里面，公立学校里面就学，他们就会逐渐地变成我们讲的这种中产阶级。然后也有助与扩大内需，通过市场机制来建设1到1.5亿套住房，本身就会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建材、钢材、水泥包括家电产品，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现在严重过剩的产品，起到一个吸收和带动的作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又不刺破房价的泡沫，中期，它可以让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定居下来，中长期拉动中国的内需，也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平等。

但这个改革，应该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改革，我刚才讲，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说，中国的改革现在才刚刚到下半场，也许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但是还有关键几步一定要迈出去。但是现在我们最近这几年，中央政府也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觉得认为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空间。我想的说是意识到中国既有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改革，甚至提出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不意味着改革就一定可以顺利地进行。因为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它有它特定的制度背景，这个模式一旦形成，就有内在的一个逻辑，而且会带来相应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固化。所以要扭转这个模式，哪怕是逐步地扭转也不容易，而且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泡沫化，泡沫在一些地方，包括股市和楼市已经开始出现一个破裂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缓解泡沫，不让泡沫破裂的过程，去杠杆的过程里面要非常非常慎重。尤其是要防止去杠杆过程里面，泡沫直接破裂引发金融、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性的风险。现在面临的经济改革就是政府和国企逐渐退出，绝大部分现在仍然具有垄断的部门，政府不要再通过所谓的土地出让金或企业的利润来获得财政收入。要通过放开这些部门，对这些以民营为主体的部门来收税，收了税，为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全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实现一个良性的现代国家制度。我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够全面地推动改革，我们很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也不会有下半场，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观众：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李新翼。最近TPP成为了新闻热点，您觉得中国没有加入TPP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谢谢。

陶然：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考虑加入TPP，第一它对于中国中低端行业逐步地走向正规化会有好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制造业，包括出口导向型的这种消费者工业，它对于劳工，对于环境的保护都是不足的。一个更严苛的贸易条件，可能短期内有损于中国的出口，但是它会使得我们地方政府，包括企业家更加注重对于环境和贸易、环境和劳工的保护，这个是中国本身改革就需要做的。第二这种更高级的贸易平台，它意味着我们一些国有企业，包括在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国有企业，这样继续进行垄断，行政性垄断和政府的较多的补贴，不能再做了。这个恰恰是中国未来就应该推动的改革，我认为实际上中国不仅不应该回避TPP，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并且加入TPP的谈判，来推动中国未来所需要的改革。

观众：陶老师您好，我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大一新生，现在中国政府针对于高房价的问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您觉得这些措施有用吗？合理吗？然后我还想问您的问题是，您觉得解决高房价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陶然：为了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我们中国政府采取了各样变通的手法，包括所谓的什么两限房、公租房，还有廉租房等等大量的一些措施，效果不会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地方政府它依赖于垄断限量供应商住用地，来获得它的财政收入。你现在让大学政府大规模地去建保障房，它没这个积极性，因为这会增加它的支出，同时会减少它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所以中央政府不断地在推，可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去做，我们看到现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基本上没有针对那些真正需要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的。而我们正式里面常住的这种居民，大部分家庭都已经有了住房，他们对保障性住房的需要其实并不是非常大。原来的市场是个扭曲市场，然后你通过一个破坏市场的方式强迫地方搞保障性住房，它也没有积极性，这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改革土地自主，要采取一个我刚才讲了一个渐进的方式，逐渐地让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市场化。允许城市郊区、城郊村和城中村的农民，那些人口流入地的城郊村、城中村的农民能够合法地给外来农民工盖体面的可以支付的出租房，通过市场制度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