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3 赵莉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 教授
核心提示：面对我国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一词，意在让全国人民认识新常态，了解新常态。那么新常态是在怎样的经济背景下提出的，我们从宏观角度又应该如何分析新常态，这些都是在新常态时期应该明确把握的关键要点。
一、新常态概念提出的背景
大家知道，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并且就实际情况而言，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甚至比前些年更艰难。为什么更艰难、更复杂？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前三十年的增长模式和增长态势，而现在要改变这种习惯，所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下面我将结合当下的形势，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当前的形势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看法。
“新常态”这个词由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首次在国内提出，用来描述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专家就曾预测，这次大危机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就走到了头，需要进行转变。有些专家根据经济规律、周期规律就曾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预测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新常态。因此，“新常态”也是指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恰恰也进入到了这个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在顺义讲课，有很多顺义的企业老总就问到，这次的经济萧条两三年能不能过去？我当时回答说恐怕不行，因为这次调整和前些年不一样。对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大家都还记忆犹新。世界经济当时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东亚而言，受到的冲击则比较大。当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尽管很艰难，但是经过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的经济也得到了缓解，而这次则不同。这是通过对经济周期规律的把握而得出的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应该说是非常恰当、非常合适的。2014年11月，习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从三个方面对“新常态”做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一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二是结构的调整，三是要素动力结构的调整。这三点也是经济转型最初表现的几个方面。因为速度变化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会带来动力的变化。
1.对当前时期经济发展情况的梳理
我国上半年GDP增长速度是7.0%，工业、固定资产、房地产开发投资都是出现了增速下降的局面，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比较严重。自1998年以来，我们有两个新的增长点，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另一个是汽车行业。如果这两个动力衰竭，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如今，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是2.6%，而前些年它的增速普遍在25%以上。尽管现在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房地产投资开发的意愿仍在下降。
就消费而言，消费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下降幅度不是非常严重。而PPI还在进一步负增长，并且到了三季度时变为-5%，这表明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尤其是传统产业。PPI表示工业品的生产者出厂价格，当卖出的商品价格下降，就说明供大于求的局面还没有真正得到消解。
2.通过理论来把握经济的发展规律
经济周期理论由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并且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经济周期中有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长周期是30年左右进行一次调整，中周期就是10年左右进行一次调整，短周期是5年左右进行一次调整。
要了解经济周期规律，一般需要30年的数据才能找出其中的规律。从1981年到2014年这三十年多年的时间里，可以大致分析出我国经济周期的规律。可以看出，从1981年到1991年，这是一个中周期，并且这个周期的波动幅度比较大，说明我国当时对经济规律的把握还不够，调控手段还不健全；1991年之后，伴随着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我国经济面临快速的发展，而后开始逐渐地建立起了宏观调控体系，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采取适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经济降温，后来又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周边国家的经济保持同步，出现下走趋势；2002年之后，我国经济开始复苏，并保持稳步增长，到2007年达到了一个高点。
经济增长持续过热自然会带来下降趋势，因此，2007年后，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下降阶段，而且此次经济下降恰逢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我国经济开始大幅度下降，于是采取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看来，这种刺激行为有点违背经济的自然发展规律，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政府不刺激，经济又会出现减弱的趋势，这就是经济的自然规律。
由此可以看出，1991年至1999年是一个阶段，1999年至2009年又是一个阶段。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过程，都表现出来不同的特点。1991年至1999年这个阶段起伏比较大，叫V字型转化；1999年至2009年这个阶段则相对比较稳定、平缓，叫U字型转化。现在看来，U字型转化是比较符合经济规律的。它意味着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去托底，但又不违背经济规律，不强行刺激。如此一来，让经济矛盾在底部得到消化，然后轻装上阵，为迎接下一轮的增长创造条件。
除此之外，此次经济不能快速反弹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赶上了经济的大周期调整。前几个阶段的调整都是十年的中周期调整，而大的轨道相对来说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是小规模调整。但此次则不同。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个国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都不会很久，最多是二三十年，比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间都不超过三十年，其中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一个经济体在实施追赶战略的时候，会带来经济高速、持续地增长，但是时间一般都不超过35年或者40年。尤其是日本，他所赶超强国的时间更短一些，是从1950年到1973年的24年时间，年均增长速度是9.2%。1973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保持4%的低速增长，并且持续了12年，到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
中国在很多方面与日本是相似的，现在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第一个阶段上保持一段时间后，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然后又相继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增长速度是逐渐下降的，每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差两到三个百分点，这与很多发达国家是相似的。
在这里，还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要尽量避免日本在经济增长方面曾经出现的问题。日本在经过了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直接由第一台阶下降到第三台阶，这是速度的快速下滑，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在90年代以后的经济萧条，这要引起中国高度警惕，并且要避免这类问题的再次出现。
通过对以上国家实际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是世界先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也不能超过三十年，这背后发挥作用的就是长周期理论。按照长周期理论的预测，一般每过三十年的时间，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关于长周期理论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是俄国的康德拉季耶夫。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明显有着大约48到50年周期的特征，分为上升波和下降波。也就是说在50年中，大概有25年左右的时间是处在上升期，还有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处在下降期，这是他归纳了近两千年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后来，另一位经济学家熊彼特也从创新的经济周期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提出的是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长波技术论，划分的阶段和康德拉季耶夫是一样的。对于世界经济，从1780年到现在，他们都进行了阶段的划分。大家看，第一轮的长波是1789至1849年，当时主要是靠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和冶炼技术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且在增长了30年左右之后停了下来，然后进行调整；第二轮长波是1849至1896年，是以钢铁和铁路技术的创新为基础的；自1992年以来，被认为是第五波，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接下来又该进入到调整阶段了。这个调整的时间节点有可能早一点，也有可能晚一点。因此，按照长波理论，在2008年左右，我们就要进入长周期的下降调整期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也刚好增长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和世界的经济规律是保持同步的，因此我们的经济也该进入调整阶段了。要将积攒了三十多年的矛盾消化完，所用时间也许是七八年，也许会更长。因此在应对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时，不要过于着急、发慌，要让积累下来的矛盾慢慢地被消化，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条件。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强调“新常态”，强调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之所以着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比如拉美的国家，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在1985年前后，人均GDP已达到五千美元以上，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才突破一万美元。也就是说，拉美国家在那三十年中，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从5千美元到一万美元的这个跨度经历了过长的时间。例如日本从五千美元跨越到一万美元用了12年的时间，韩国用了8年，而墨西哥、巴西、秘鲁、阿根廷这些国家，基本上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直到2004年以后，才迈过了一万美元的大坎儿。
关于中等收入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稳增长或者底线思维，就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标准进行了更新。按照人均GDP进行划分，收入低于1025美元的，叫低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有36个；1025至4055美元之间，叫下中等收入国家，目前有54个；4055至12476美元之间，叫上中等收入国家，有54个；12476美元以上的，叫高收入国家，现在有70个。而这70个高收入国家，平均用时12年零4个月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其中，有20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区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就实现了跨越。也就是说，人口大国也有它的优势，因为它的市场大、动力强，所用时间也就会相应的缩短。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可能会面临的危险。我们处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如果用较短的时间就迈出去了，那我们就成功了，否则就会像拉美的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样，我们也不想发生日本现在的问题。虽然日本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日本近些年来，经济却一直呈现低迷的状态。比如，日本开车的基本上是60岁以上的人，因为日本有规定，低于六十岁的人要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同时，日本的用工政策也不够完善，导致企业对在工作上表现不积极的员工也不敢随意裁撤。企业对员工没有很好的激励政策，而员工对企业没有很好的贡献心理，就进一步引发日本的经济低迷，也使得更多的日本人感到生活压抑和不幸福。这些在日本出现的问题，都是我国在现阶段应该警惕和避免发生的。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人均GDP已达到7000美元，已经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之中，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突破12476美元，也就是说，要用剩下的五年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而实现小康社会。虽然我们的困难多、任务重，但是，面对经济增速的下滑，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这种速度的下滑是正常的，是符合经济周期调整规律的，同时又不能掉以轻心，要看到实际的困难与挑战。
同时，在新常态下，还要特别强调对经济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4月30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在新常态下，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要摆脱旧的路径依赖，掌握认识发展趋势和准确分析经济形势、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发现和使用经济人才、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新的本领。
以上是从经济周期规律的角度和背景，对为什么要提出新常态做的一系列解释。
二、新常态的表现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那么在这之前，首先是要了解新常态。新常态最关键的三个方面是：速度、结构和动力，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内容。下面我就从九个小的方面来分析一下新常态的具体表现。
第一，从消费需求来看。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而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渐成主流，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大家深有体会的是，过去的消费是攀比式消费，是很不理性的消费，而现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要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这是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政府将宏观政策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这是需求管理理论。而现在则有所调整，因为仅仅谈刺激需求是不够的，硬性的刺激需求也并不见效。现在需要做的是，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这就表明，除了要重视需求管理以外，还要重视供给的管理。比如苹果和阿里巴巴，智能化触屏手机的问世解决了一部分不会使用手机的人的烦恼，而网上购物也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就是市场被明显扩大化。
近些年，我国在市场的宏观调控理念上也进行了调整。过去产品匮乏，生产力不发达，强调需求决定供给。而现在，人们逐渐发现需求决定供给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局限性，因此开始注重怎样才能更多地创造供给，从生产的角度不断地去开发市场。
另外，过去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出现“抓大放小”的现象，认为只要把大市场抓住，放弃小市场也无所谓或是影响不大。现在我们的思路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对于小市场也必须重视起来。重视并不代表政府要亲自去接管，可以把小的市场激发出来。当众多的小市场加在一起时，规模也是非常大的。比如，以前我们去KTV唱歌，所点播的歌曲会局限于光盘里的歌曲，而当歌曲被数字化以后，存储的歌曲数目被大大提升，热门歌曲与非热门歌曲被同时存入。也就是说，数字化以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被满足，非热门歌曲被点击的概率得到提升，流行歌曲被点到的概率则有所下降，这就是长尾理论。尽管有的商品的销量并不大，可是当所有的这些细微的、分众的小商品加在一起时，规模也是非常大的。目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个尾巴会越来越长，所以，管理部门必须得重视这个趋势，不能忽略这种个性化、多样化的变化。
第二，从投资需求来看。现在传统产业虽然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却大量地涌现，这就对创新的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从相关的统计资料来看，2012年以来，各类行业在利润额、利润率、资产负债率、产能投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日益放缓，而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主导产业的集群快速成长。传统的产业，尤其重化工业大幅度下降，而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快速成长。从国际经验来看，出现这种分化就表明了经济的转型。
比如，在互联网时代，网上购物出现了预定新产品、众筹等新模式，这些投资形式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再比如新首钢，它的经营虽然还属于重化工业，但由于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并且将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理念贯穿其中，因此建在曹妃甸地区的新首钢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产生高污染了。因此，当传统的钢铁产业处于亏损的状态下，新首钢从去年八月份已开始盈利，盈利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成本低、技术高，采用循环的、绿色的、低碳的模式进行改造。由此看来，以这样的模式进行投资改造，发展重工业同样也是有生命力的。
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中国大陆人口有13.7亿，因此中国的市场潜力非常大。许多跨国公司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是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看中了中国大量的人力资本。因为现在的市场优势比技术优势还要关键，跨国公司有技术，但是却缺市场，因此，中国要看到我们广阔的市场所带来的优势，这在国际谈判当中是很有价值的。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这也让许多人看到了机会。所以现在大家能注意到，虽然我们的“宏观”缺增长，即宏观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但是“微观”上并不缺生意，更不缺伟大公司的崛起。近几年，中国人在信息消费、电影票房、智能手机、出境旅游这些领域的需求增长是十分惊人的，只要将这些市场抓住，我们还是很有潜力的。尤其在出境游上，相关部门还要研究怎样降低进口奢侈品的关税，让有钱人在国内进行消费，在这部分的投资，也会获得相对丰厚的回报。
当前，企业在创新的趋势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看清楚未来的趋势。因为如果看不清未来的趋势，投入多少研发都是没用的。也就是说，面对企业未来的生存问题，关键是要看清未来的趋势。因为现在情况正是老趋势、老模式不灵，新模式逐渐地出现，如果抓不住机会，还是沿用过去的思路的话，那么企业也许很快就会垮掉。因此，只有与未来同行的投资者，才会获得丰厚的回报。以上是从投资领域讲的第二个新常态的表现。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领域来看。我们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今年的前三季度还是负值。这是因为全球的总需求都不行，导致我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然而，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要去不断地挖掘它。同时，还要看到一个新的、积极的变化，那就是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已经很高。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就体现出了中国的建造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埃塞俄比亚仅有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现代化大楼都是中国建造的。中国将国内过剩的生产力都转移出去，并且在一些对外投资的项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现在的劳动力优势开始逐渐减弱，但是我们还可以寻找新的比较优势。
一是中国建造的优势。过去我们只强调中国制造，现在发现，我们的建造能力也非常强，尤其是适合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的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已经与我国开启建造铁路的项目。
二是人力资本的优势。中国受高等教育的国民素质在不断提高，过去我们经常说人口红利消失了，实际上，原来的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力，现在如果再强调人力资本的话，我们的人力资本的红利还是在逐渐显现的。
三是外汇储备的优势。中国现在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也是一个优势，尤其是在其他国家都没有钱的时候，这个优势就更加明显。比如，英国与我国合作，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市场，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上来看。大家也注意到，我们在具体的微观领域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由于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度超出了需求，因此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那么，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其中要注意，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也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分工可以更细化，过去属于一个密切产业链的，现在都可以独立出来。比如，工业设计就可以独立出来，甚至可以把它划分到文化创意产业和研发设计当中，这样的话，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趋势就会越来越明显。
同时，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不能只关注大的产业，而是要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多将目光转向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的企业。比如小米，它作为互联经济，投资金额相对较小，但是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如果按照原来招商引资的标准来看，小米肯定是不符合标准的，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却是不容忽视的，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也显示，在我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小微企业的法人单位占到了95%，从业人员和资产分别占到总量的50%和30%，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五，从生产要素来看。过去我们的增长方式主要是粗放式的，因此在那个阶段，要素指的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而现在我们要转变这种增长方式，要靠人力资本、靠技术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比如我国在发明专利上的增长，就让大家对中国的创新有了一定的新认识。尤其是中关村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一方面让中国人对国家创新的未来有了一定信心；另一方面，中关村的发展也让国外的硅谷看到了中关村对他们的挑战。另外，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业态在纽约成功上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在互联网这个新兴业态面前，并没有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都表明了我们在创新方面还是有起色的。
当然，我国现在在创新方面的发展，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不太一样。中国的创新更多地是体现在产品的消费环节，也就是说在消费模式、零售方式上，我们的创新比较多。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上购物、网上金融等，实际上都是为消费服务的。但是德国的创新，是集中在了制造领域和环节的，是对高端制造业技术的研发，还有对零部件、材料等方面的设计，都是比较领先的。美国的创新略低于德国，但是美国在基础研究、研发设计这方面却表现得更加前端。
中国现在更多的创新体现在消费模式和新的商业模式上，一旦有了创新，加上13亿人的基础，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增。因此，接下来可能会倒逼创新向制造业领域延伸，这就要求中国未来的体制改革能跟得上各方面的发展。
第六，从市场竞争的特点来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而现在正在逐步转向以“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过去在价格战上主要依靠规模扩张来赢得低价格、低成本，进而赢得更广阔的市场，而现在这种模式显然是不行了，因为大家更注重对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比如大家在购买产品时，已经开始了个性化的订购。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来看。我们的环境承载力已经接近于上限，基本饱和了。尤其是老百姓对于环境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考虑更多的也是自身的生活质量与福利，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已经深入老百姓心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同时，也要多考虑老百姓对于资源和环境的顾虑。
第八，从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来看。对于经济风险而言，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从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来看，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调，各类隐性的风险逐步显现，虽然风险总体可控，但是要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也需要一段时间。这些风险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房地产价格波动的风险、股市波动的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的风险等，而最后，这些问题都会通过金融风险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风险比较严重。大家注意到，近些年我们增发货币总量突破了120万亿元，而我国一年的GDP总值是60万亿元。按道理来说，新的财富与货币的比例应该是1:1，但是在现实中，会有很多情况导致货币不能完全周转或者周转速度较慢。比如，我们日常出门带在身上没有花的现金，这些钱实际上是属于退出流通的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会鼓励大家刷卡付费，尽量减少现金在身上的滞留，而放到银行卡里面的钱则可以起到周转的作用。如果大量现金退出流转，就会导致国家货币的发行量大大超过国家GDP总量。一般而言，如果GDP增长速度是10%的话，货币增长速度在15%左右比较合适，这样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又不至于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实际上，前些年我国货币增加的速度相当于GDP的两倍。一部分原因在于货币化改革导致了国家增发货币；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我国的外汇储备太多，大量的外汇需要兑换成人民币，这就迫使我们增发人民币，于是导致了增发货币总量积累起来突破120万亿元。长此以往，通货膨胀的风险、各种各样的风险都会引发。一旦这样的导火索出现了，被引发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第九，从资源的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来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改革、调整宏观调控，来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当下，资本、土地、商品、人才、劳动力等各种资源都需要配置，因此配置方式需要做出调整。过去资本的配置方式主要是国家说了算，比如靠央行、商业银行、国有银行，但是现在不能光靠银行，还需要靠市场。
中国的经济正在向一个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化，我们把这种转化称为新常态。以上就是从九个方面来分析新常态的。
三、从宏观角度分析新常态
前面梳理了什么是新常态、为什么要提出新常态，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我们在宏观和微观上的发展思路都得变。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多的应该侧重于宏观方面的改变。所以，下面我会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一下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新常态”一词，同时强调，进入这种新常态，并没有改变国家的发展，我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内的条件也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在新常态时期，需要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从国家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生命周期，这个理论最早由西方提出，胡鞍钢先生曾用这个理论来分析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而我觉得，从国家生命周期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强盛，总有衰落的时候。中国曾经强盛过。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通过研究得出，在1820年之前，中国的GDP总量排在世界前列，占世界GDP的比重接近33%。1820年以后，由于中国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机会，慢慢被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赶超，经济开始衰败。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衰落。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降到了百分之4点几。在这期间，美国的经济却在不断上升，最辉煌的时候，美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9%。现在，依靠其健全的市场机制，可以看出美国应对危机反弹的能力仍然是最强的。所以，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也许美国依然会率先走出这次金融危机。
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处在爬坡期。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是百分之四点多，到了改革开放前夕，提升到百分之7点多。从截止到2014年年底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是13.3%，跟美国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GDP总量而言，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一半（美国GDP总量为18万亿，中国GDP总量为10万亿），而我国人均GDP却还仅仅是美国的1/4。
在国家生命周期的表现中，英国是最先衰落下去的，紧接着日本的经济也开始逐渐往下走，但是现在，英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回转、复苏了。因此，从国家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未来还是会不断地往上走，因为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没有达到最高点，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潜力的。而从追赶美国的情况看，要从综合实力和人均水平上真正赶超美国，还要不断地努力才行。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里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他指出，日本的经济总量在追赶美国时，追到了美国的百分之六十多就停止了，所以他认为，印度的经济在追赶中国时，也会追到60%的时候停下来。
那么，接下来应该引起大家注意和思考的是，中国的经济在追赶美国经济时会是怎样的发展？一方面，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来看，中国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地往上走，所以从长期来看要对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困难，这主要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在复苏中不同步，节奏不一致，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不一致，引发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动荡。比如，由于美国的物价开始上涨，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已经开始考虑加息问题，而新兴国家此时则刚刚开始真正感受到金融危机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力。如此一来，美国加息就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出，金融市场就会产生动荡，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复杂与困难所在。过去世界经济基本上是同步的，各国的宏观政策也大致一样，而现在却是不同步的。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开始引导加息预期；欧日的经济驻底改善，继续维持量宽，通过量宽的货币政策来维持经济，以保持不再继续下滑；新兴经济体则是衰落恶化，需要量化宽松与经济刺激。这样一来，新兴经济体就会面临货币的进一步贬值，美国的加息，就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进入新常态后，从国际国内的复杂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来看，我们的处境还是很艰难的。那么，面临这样的处境，我们该怎么做？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稳增长。我们把稳增长放在了第一位。就像自行车理论一样，自行车骑得快了会不安全，骑得慢了又容易摔倒，所以保持一个合理与合适的速度最重要。也就是说，保持稳增长的关键同样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速度区间，并且这个区间在选定的时候，要找到底线，也就是坚持底线思维。那么，这个底线怎么来确定？第一是保就业。每年新增就业要达到一千万个，同时根据失业率指标，失业率不能超过4.5%。第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我们才真正实现了建成小康社会。很多学者研究指出，要完成这个目标，到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底线就要保持在6.5%以上。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把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作为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
在明确了稳增长的目标和理念之后，接下来就是在措施上怎样去实现稳增长。近两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适当地做出了微调，提出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在西方经济学里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政策选择，分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我国很少用扩张和紧缩二词，在形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多数是用积极、稳健、适度紧缩、适度宽松、量化宽松、定向宽松等词语，但是在实际道理和方向上与西方是差不多的。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人认为原来我们强调的“积极”偏稳健，尤其是和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我们的赤字率还是比较低的。有日本专家就建议我们增发国库券，扩大赤字率。国家统计局在2015年7月份给出的数据是，今年的人大通过的赤字规模是1.62万亿，占GDP比重的2.3%，仍然远低于3%的安全线。
关于财政政策的工具，从教科书的角度来说，有这样几个手段，包括通过征税、举债、政府支出等来调控经济。在经济萧条时，一方面是减税，另一方面是增债，再加上政府支出，双管齐下来调控经济。
那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缺乏资金配套的能力，也没有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地方政府缺乏资金，另一方面又负债过多。过去，地方政府靠卖地来增加资金收入，现在这种渠道也不可行了，而向银行贷款又会面临高风险，因此，地方政府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缺乏资金，同时也缺乏具体的目标和想法。
在《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的说明》中提到，201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为0.6万亿元，另外还有3.2万亿的置换存量债务。也就是说，国家将过去积攒下的债务给置换了。如此一来，实际上是变相给了政府很多钱。所以今年算下来，地方债的供给总量已接近4万亿。
从支出机构上来看，投钱的去向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主要是用在公路、铁路、机场上，现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时，在高铁、轨道交通和棚户区改造上的投入则比较多，尤其是更加注重对棚户区的改造、保障住房、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的投资。这是在支出结构上相对于过去有所调整。
从减税目标来看，过去没有减税，现在则开始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减税的主要是小微企业、新兴业态、居民消费等领域，这是财政赤字的一些变化。
货币政策提出来要趋向宽松，但是由于有的时候财政政策不够积极，就容易倒逼货币政策，所以很难得以稳健。大家熟悉的货币的政策工具有四类，分别是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基准利率。再贴现率是指当商业银行的钱不够用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因此，使用再贴现率的前提是商业银行的钱不够用。而现在，商业银行相对来说还是很有钱的，所以不需要向中央银行贷款，所以再贴现率是很少用的。目前，我们经常使用的是另外三个货币政策工具，这三个工具也是各有利弊、各有特点。过去我们增发货币主要是因为外汇来了，比如，当一百万美元进入国内后，这一百万美元在国内是不能流通的，得到中国银行换成人民币才能流通。按照现在6.3的比率来换，一百万美元能换成630万元人民币，而这630万元的人民币也是从印钞机里出来的。也就是说，货币的增发较多，主要是因为外汇进来了，而进来的外汇又必须兑换成人民币。由于外汇是国家计划之外的，多来自于企业的出口创汇，因此，对于每年的外汇的增加量，我们无法事先预知。当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时候，就不用储存过多的美元去进行交换，而是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交换。企业创汇时，也完全可以表现成人民币资产。
从2014年年底到今年，外汇进入减少，出口创汇也减少，但是对外投资却增加了。如此一来，需要增发的人民币也就相应的减少。因此，可以通过降准降息来增发货币，因为降准降息意味着要向市场投放更多的货币。过去，由于外汇进来，我们已经向市场投放了很多货币，所以就不敢再降准降息了，而现在这方面问题的压力降低以后，我们就可以降准降息，余地也就大一些了。
就资金成本而言，八月份工业实际的资金成本还是很高的。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已经下降到4.6%，但是它的实际资金成本还要减掉它的物价下降。产品的价格是在下降的，一般每年每个月出售商品的价格会下降百分之五点多，同时，借的钱还需要还百分之四点多，因此，这就相当于它的资本成本是10.5%，依然是很高的。美国的基准利率是0至0.25%，是很低的。所以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计划后，很多跨国公司又回到了美国。比如，富士康将高端环节又转移到了美国，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和能源更便宜。因为据资料显示，美国石油的价格，相当于中国的1/2，天然气的价格相当于中国的1/4，可以说美国便宜的能源是它近些年实行能源战略成功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的技术更加前沿。富士康回到美国以后，订购了一批机器人，也是希望用机器人操作来取代对劳动力的使用。
与上述例子相比较，中国的资金成本还是比较高的。2015年上半年，中国广义的货币增加了13.1%，高于年初制定的目标。这说明，现在还需要增加货币的投入。而对于大家预测的第四季度降准降息，也是有可能性的。但降息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如果降息，就等于资本价格更便宜。利率高的话，说明资本在中国更值钱，而利率低的话，说明资本在中国不值钱。现在美元在不断升值，又有加息的预期，如果中国此时形成降息的预期的话，国际资本流出的规模会更大，就会威胁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
所以此时，我们要合理、准确地把握好降准和降息的时间，尤其是降息最为敏感，因为降息波及的面更广。降准主要影响的是商业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影响的也主要是金融机构，而一旦降息，它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全面的，像金融机构、企业、百姓都将会受到影响，所以在降息上，也应该是最谨慎的。现在，我们不一定会采用降息的方法，而是很有可能更多地采用定向投放。比如，针对某些领域，通过信托或其他的金融机构来增加资金的使用投放，使用结构化的、点对点的量化宽松的方法。
从财政和货币来看，我们建议适当扩大长期债务发行的规模，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债务现在还是短期为主，无论地方还是企业，需要钱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去银行贷款。同时，针对部分地区懒政庸政的现象，提出正面激励的对策，鼓励地方政府加快对已经推出的各种稳增长措施的落实。
第二，调结构。增长速度下滑的背后，也反映出了结构是需要调整的。所以，我们要在当前调结构的背景下，培育新的增长点。
从传统的增长点来看，它包括房地产和汽车行业。首先，从房地产方面来看，近些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速度呈现下滑的局面。2015年前三季度房地产的开发投资速度是2.6%，八月份当月降到了-1.1%，具有领先性的土地的购置面积、新开工面积在一到八月份也分别降到了-32.1%和-16.8%，降幅都很大。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的资金，同比只增长了0.9%。也就是说，开发商需求不旺，不愿意多投资，到位的资金也就很少。这些数据都反映出了房地产市场在往下走的趋势。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的举措，但是也很难扭转房地产当前的局面。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改变了过去持续增长的局面，已经出现了拐点，并且这个拐点是长期的。也就是说，未来的趋势和速度都会下降，回不到原来那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了。
从房地产的销量来看，未来的特征会是总量放缓、结构分化。一线二线城市是有销量、没土地，比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市场需求依然还是比较旺的，所以房价还有反弹、上涨的空间，同时，因为这样的大城市是有销量、没土地，因此容易表现为房价上涨和地王再现。而三四线城市是有土地、没销量，从而导致房产呈现价格低迷、库存很高的现象。现在，三四线房地产占全国房地产投资的70%多。面对三四线房地产的不景气，光靠一二线城市是拉不起整个局面的，所以房地产现在的整个局面还是不容乐观。因此，过去的总量思维不可能再适用了，尤其是人口迁移的边际会决定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对于不断增加人口的城市来说，房价还是会上涨，但是只要人口不再增加，房产就很难增长了。当然，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房地产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上涨动力，但是不管怎样，人口仍是关键因素。
其次，从汽车行业方面来看，上半年全国车市的销量普遍都在不断地下降，唯有一个好迹象的就是奔驰，上半年表现出稳健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北京亦庄的奔驰厂区，加大了研发力度，推出了多元化的设计。北京亦庄地区在上半年呈现出良好态势，京东方、中兴国际、奔驰都盈利很好，增长也很快，而这完全和全国的形势相反，因为他们都在逆增长。出现逆增长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是高端制造业，所以说，高端制造这个领域还是有潜力的，就看我们能否抓住这个机会。
从新的增长点来看，由于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传统增长点都不灵了，我们就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优化、制度变迁等，这都是新的增长点。所有这些方面，只要有变化，就会拉动经济增长。下面，我将就新的增长点单独讲几方面内容。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关于产业结构，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做强制造业、做大服务业，这是现在强调的几个领域。
二是农业现代化。这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加紧完成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加快将这个权利确定下来，以便于流转。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土地政策的变化，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实际上在，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开始考虑农业的发展问题。
那么，为什么搞土改？当然是为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原来土地都是归地主所有，地主一家拥有大量土地，导致贫富拉大。因此，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为了实现分配上的公平，我们进行了土改，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收回，再分给农民。那么，土地分给农民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刚开始农民因为有了土地，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可后来又逐渐意识到，农业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提高。因为土地在分配到家庭以后，有的家庭成员能干，有的家里老弱病残较多，有的家庭成员更是好吃懒做，结果就造成了很多土地就被荒废，全国农业的产量并没有大幅度地提高。于是，又兴起了人民公社。简单来说，人民公社就是把大家手里分散的土地又集中起来，由生产队带着大家去工作、经营，并且由有能耐的人去带领和管理，这样一来，积极性就起来了，效益也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率也高了不少。但紧接着，问题又来了，生产队选拔的能人带着大家干，可是干完以后，大家吃的是大锅饭，也就是说，这期间不论干得多还是少，最后分配到每个人的量是一样的，时间一长，大家的积极性就又下去了。直到1982年，我国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从生产队又分到了家庭，可是时间一长又发现，土地的生产效率还是上不来，这与之前把土地分配到家庭中出现的问题很相似。于是，又开始搞农村的专业化合作，鼓励引进专业化合作组织。这实际上是又将土地交给了能人和专业人士来管理，并且强调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机械化。将土地集中起来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将土地分配下去，很难做到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另外，在科学、技术、规模等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现在我国农村的改革方向是对的，就是要再集中起来。但不是无偿地收归国有，而是要确权，要保障所有者的收益，将经营权交给专业人士，这是比以往几次改革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地方。所以说，农业的现代化很重要，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生长点、增长点，而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确权问题也是很关键的。
三是区域空间格局的调整。关于区域空间格局的调整，大家可以看到的，有“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强调分块的发展模式，而现在是把这些地区连成线了。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作用，有以下几点总结。
首先，将中国制造与中国建造形成合力，通过协同效应形成了破局与造势的效果。与沿边、沿线的国家共同搞基础设施的建设，把我们的制造和建造的优势都带出去，将我们现在形成的两点比较优势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其次，降低了经济转型的代价。我们将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总比就地砸毁它要好得多。比如，美国在90年代也是这样做的，把过剩的制造业的产能转移到东南亚、中国，而美国重点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所以说，它的产业结构调整，是通过全球化来实现的。现在来看，我们也得走这样的路，不能强行地给它破坏掉、报废掉，那样不仅仅会造成物质上的代价过大，也会造成过多的人员失业，同时经济上也会受损。所以，将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尤其到了非洲以后会发现，我们的设备和管理的经验，在那些地方还是很宝贵的。
再次，推动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转变。这必然会带动我们的投资，因此“亚投行”得跟上。只有有了这样的金融机构，才能推动我们由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转变。另外，在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方面，可以在与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和贸易结算中，主要采用人民币，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也让人民币能够走出去。
最后，走出了由大国迈向世界的新途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的强盛时期，都面临着国内市场狭小、需要打开世界市场的局面，他们是怎么做的？是靠武力。所以相继引发了一战、二战，包括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太狭小了，而他的生产力又太发达，工业品卖不出去，所以为了发展和攫取原材料，就靠武力打开了别国的大门以获取更多的市场，这就引发了侵略、殖民。比如，英国、法国、美国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扩张的，后来日本也采用了这种方式。日本在工业化崛起以后，由于他的市场狭小，于是就想到了侵略。但是，日本在侵略时，欧美等国家已经开始谴责这种侵略行为了，所以日本后来的侵略就被各国联合起来打退了，因为侵略这种方式不可用。
对于中国而言，要从大国转变为强国，就需要国际市场。产能过剩怎么办？我们不能靠武力，于是中国提出了要和平崛起。但是，美国重返亚太以后，中国要怎样崛起呢？我们要开拓中西部，开出一条新的通道。如果这个成功的话，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大国迈向世界的新途径，这个意义不同凡响的。
第三，促改革。三中全会里面讲到了改革的重点领域，归纳一下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混合所有制，价格体系改革主要是交给市场来决定价格，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更多一些，包括主体要多元化，不能光是国有，也得让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利率得市场化，也就是价格得放开；汇率得国际化；股市得规范化等。至少在近些年里，金融体制面临着这四个方面的重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各项改革的措施提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但是仍然面临着落实进度较慢、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所以，应该尽快对这些措施加以落实。比如，要尽快推出若干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例，让投资者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要指导国有企业该怎么做，要能够感觉到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真正红利，这样民营经济才能很好地融进去。
对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
首先是汇率问题。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连续三天大幅度的贬值。从2005年7月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以来，到201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35%左右，升值的原因是为了配合我们改革的规划，即到2020年之前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我们总体的设计是让人民币要不断地升值。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采取一些灵活、巧妙的具体措施，要吸取日元和欧元国际化的教训。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目前来看都不算很成功，因为它在国际贸易中和国际储备中占的比例都很小。所以，在让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有一些举措、走向是不能让其他国家预测出来的。在大方向是升值的同时，还必须得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措施，这也是采用了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和主张。所以，刚开始是让人民币不断升值，而当大家都形成了不断升值的预期后，觉得人民币只升不降的时候，再让人民币贬值，这就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蒙骗老百姓，主要是为了不能让其他国家掌握主动权。这是我们的一种策略。当然，如此一来就引起了一些恐慌，觉得是不是因为外汇储备太少、人民币坚持不住了。其实，这和我们近期的目标调整有关系。原来计划是到2020年之前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现在提前了，尤其是2015年三月份，央行行长周小川宣布要在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就是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中国此时提出要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一是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二是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改革，从而增加中国的分量。只有加入了特别提款权（SDR），我们才能够增加份额；只有增加了份额，我们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才能增加。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恰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又处在关键期，所以央行要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要国际化，实际上也就是要市场化，因为汇率要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下行，美国的经济上行，但是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没有变，人民币跟着美元还在升值，这就等于没有反映出市场的供求关系。实际上，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是在往下走的，如果一直拖着人民币不贬值，等于偏离了市场价格。所以8月11号以后，我们突然宣布人民币贬值，接近于市场价格。
我认为，升值和贬值并不是显示国强与国弱的因素，不能说货币一升值就代表这个国家变强、一贬值就说明国家变弱了，而是该贬值的时候就贬值，该升值的时候就升值，这才反映出国家真正的自信。
接下来是外汇储备问题。我们的外汇储备确实是连续五个月明显下降，截至第二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69万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是1.24万亿美元。那么，外汇储备为什么要减少呢？
首先，是要有意地让它减少。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们没必要拿着那么多美元了，因此要有意地让它减少。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导致了企业和百姓去兑换美元，就等于钱从国家外汇储备到了企业和个人手里，在一定程度也是藏富于民。另一方面，当企业都开始增加投资时，必然是要减少外汇的。还有就是，居民到境外消费，尤其是到国外买房，也会减少外汇。
还有股市问题，也就是金融市场的改革。政府是希望股票市场能够稳定，但是实际上，因为股市的市场很大，市场的力量要远远超过政府的力量，而政府的力量又很有限，所以政府也不能左右股票市场。
那么，政府为什么希望股票市场能保持稳定和慢慢上涨呢？一方面是要通过股票市场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股市活起来，股民会进来得更多，资金也会进来得更多，有助于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现在还不太愿意把钱直接贷给中小微企业，所以，可以通过直接融资，鼓励中小微实体企业发展，让小微企业都进入第三板，进入创业板。直接融资既解决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又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减轻银行负担，吸引国际资本，减缓美元升值带来的冲击。
第四，高度重视风险防范。所要防范的内容主要包括房地产的、产能过剩的、地方政府的，还有货币投放过多所引发的各种风险。过去咱们没有真正地经历过金融危机，但是现在，如果控制得不好，真有可能引发真正的金融危机。
第五，加强和改善民生工作。这一点是托底的。在经济形势越不好的时候，越要把这个“底”给托住了，否则就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又专门提到了要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要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
按照当前的新思路，我总结归纳了这五个方面。最后，希望大家结合自己的工作，对当前的新常态、新思路有更多的了解。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