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1 梁云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核心提示：1936年12月12日，在中国西安附近的临潼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事变，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长及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被其下属、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发动“兵谏”抓获，后该事变通过谈判在两周后的12月25日得以和平解决。此次事变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201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爆发8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我们纪念就更加具有特殊意义。1936年12月12日，在中国西安附近的临潼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事变，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长以及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被其下属——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发动“兵谏”抓获。通过谈判，这一事变在两周之后的12月25日得以和平解决。这个结果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成为当时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我们知道，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我们学习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更是为了获取处理社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来为现实提供有用的启示和借鉴。

一、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内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30年代初，日本进一步加快对中国的侵略和肢解，想要打破20年代初确立的华盛顿体系，把英美势力都赶出中国，独占中国。因此，在1931年，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面对“九一八”事变，当时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到第二年2月，不到半年的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实际上，从兵力对比来说，中国军队数量要数倍于日军，但是由于不抵抗政策，东北很快沦陷了。

1932年3月，在日本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建立。尽管当时中国政府不承认，并对国联提出了申述，国联也派出了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但最后结果不了了之，东北军几十万官兵全部撤至关内。这样一来，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遭受国人的舆论压力，毕竟是东北军把东北丢了，当时东北军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中国国民甚至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第二就是由于东北沦陷，东北军广大官兵思乡的痛苦也是存在的。后来东北军发动兵谏，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却处于军阀割据和国共内战的状态。1928年东北易帜后，中国表面上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但各地存在很多派系，比如桂系李宗仁、滇系龙云、晋系阎锡山、奉系张学良等。他们表面上隶属国民政府，实际上各自为政，尤其是在军事上，和中央是互不隶属的。这就削弱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侵略时的国家实力。

另外，国共内战。第一次大革命时，国共合作，互相支持，共同对抗军阀。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共两党决裂。共产党展开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反抗国民党，国共矛盾成为国内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失败，丧失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进行长征。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的中央军及各地军阀对红军进行了围追堵截，红军在遭受巨大损失之后，最终到达陕北。

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虽然民族矛盾上升，日本侵华引起了国内民众极度的反日情绪，但蒋介石当时实行的基本政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中国没有力量对抗日本，因此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国内，剿灭红军、剿灭共产党。所以，在1935年9月，红军即将到达陕北地区时，蒋介石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试图组织第六次“围剿”，并调动张学良的东北军到陕北附近，和已经在陕西的杨虎城的17路军共同“围剿”红军。

张学良和杨虎城确实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来对红军进行了“围剿”。一开始他们觉得红军是败军之将，装备、人员数量都不如他们，但是和红军的几次战斗却都是屡战屡败。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转为和红军停战对峙。在停战对峙过程中，共产党也做了一些工作，争取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开始私下和红军秘密接触。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呼吁东北军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况之下，张学良于1936年4月驾机飞抵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9月，中共和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也就是说，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就已经有了秘密接触，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此时，中共也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指示，开始确立建立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谋求与国民党进行和谈，以便共同抗日。30年代，随着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增长，当时的苏联，也就是共产国际的宏观战略，就是要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然，主要也是为了减轻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压力。这正好和当时中国的抗日形势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作出指示，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有国际大气候，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始确立建立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谋求与国民党进行和谈以便共同抗日。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其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1935年12月17日，中共在陕西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但是，尽管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已经有了秘密接触，取得了一定共识，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剿共”政策，并多次亲自前往西安督战。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两人大吵一顿。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再次劝蒋介石联共抗日，依然遭到了拒绝。11月27日，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请缨抗战，再次遭到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谓其部下军心不稳，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介石为了让张、杨继续“剿共”，同意前往西安。

这就是西安事变爆发前的历史背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蒋介石仍然注重国内矛盾，坚持“剿共”。在内外压力之下，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和共产党秘密接触，也受全国民意的影响，逐渐改变政策，想要联共抗日，但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张、杨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

西安事变的爆发时间很短，但是几乎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蒋介石去西安训话。两天后，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督战，下榻临潼的华清池，也就是当年杨贵妃的沐浴之地。

12月7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再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2月10日，蒋介石举行会议策划发动第六次对红军的“围剿”，决定在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等高级官员参加晚宴，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17路军的“剿共”任务。这实际上就是在间接表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满。另外，蒋介石到达临潼后，西安爆发了一定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要求面见张、杨和蒋介石，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这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总之，在张、杨看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社会的共同要求，但在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杨在12月11日晚参加宴会之后，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正式宣布实行“兵谏”，并进行了具体安排。比如东北军攻打华清池，活捉蒋介石；17路军负责控制蒋介石带领的官员。12月12日凌晨5点，东北军奉命进攻华清池。由于蒋介石没有任何准备，战斗在几个小时后迅速结束。蒋介石的卫队基本上被消灭，蒋介石在华清池背后的一座假山后被发现，之后被活捉。与此同时，17路军扣留了蒋介石带来的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比如陈诚、蒋鼎文、邵力子、卫立煌、朱绍良等。除了蒋介石的卫队军人之外，还有一些官员在战斗中遇难。这是后来蒋介石不原谅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原因之一。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刻向全国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自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并邀请中共代表赴西安共同处理这一事变。也就是说，张、杨把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和共产党之间的共识展示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八项主张发出之后，引起了全国震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后，以为会得到国内很多人的支持，迫使蒋介石真的改组政府，实现张、杨所要求的政治愿望。但是后来的结果却没有按照他们预料的那样去发展。实际上，当时指责的声音更多一些，支持的声音很少。

起初，中共有人主张公审并杀死蒋介石。毕竟，多年内战使得共产党对蒋介石充满仇恨。但是这种想法经过讨论并没有被认可。很快，中共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争取联蒋抗日。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中国最有份量、能够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公开指责张、杨。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召开会议，强烈谴责此次事变并宣布将张、杨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集结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军队逼近陕西，中央空军对西安附近的一些村庄城市进行轰炸，新的内战一触即发。也就是说，南京中央政府并不承认张、杨的这次“兵谏”，也不准备妥协让步。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因素，比如在当时南京政府内部有一股非常强烈的亲日势力存在，日本特别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样就有机可乘继续侵略中国。

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还有一股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12月12日晚，宋美龄收到事变消息，随即展开一系列活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系列活动在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2日晚，宋美龄邀请澳籍友人端纳赴西安斡旋。端纳虽然是记者身份，但他和当时中国政界的高层人士私交很好，活跃于中国政坛。通过交涉，张、杨同意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谈判。总的来说，亲英美派特别希望保住蒋介石的性命，和平解决此次事变，坚决避免内战。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围绕西安事变也分别作出了反应。12月13日，中央研究院等七所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张学良。南京各大学的校长、教授347人联名致电张、杨，指责其扣留蒋介石的行为。14日，蒋梦麟、梅贻琦等22位学术界名人分别致电张学良，对事情表示担忧。15日，《申报》《大公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合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的共同宣言》，谴责张、杨的行为，对局势表示担忧。16日，南京、北平等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函电，要求讨伐张、杨。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

这种情况给张学良、杨虎城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张学良，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到社会各界如此激烈的反对。为了缓和局势，尤其是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张学良允许遭扣押的蒋鼎文返回洛阳，请求南京政府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准备和谈。

12月2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10天后，宋美龄、宋子文飞抵西安，很快见到了蒋介石。第二天，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进行会谈。随着宋美龄和宋子文到西安，实际上就意味着军事行动可以暂时停止，西安事变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谈判结果很快出来，西安方面提出六条主张。第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当时中央军已经大军压境，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事情。第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第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进行抗日。第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即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救国。第六，与同情抗日国家进行合作。

但实际上，双方谈判仍然是中央政府处于强势地位，虽然蒋介石被抓，但是南京政府态度很强硬。西安方面，张、杨以及中共本来就不是完整的一派，面对南京政府的强压力，提出的六条主张并没有完全实现。首先，张、杨就有不同意见。张学良在中央军的压力下，表现有点软弱，就说不一定需要这么苛刻的条件也可以释放蒋介石。杨虎城稍微坚决一点。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提出了一些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比如说在22日深夜的时候，中共中央就致电周恩来，提出了三个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这个是迫在眉睫的，不要打仗，不要进攻西安。

第二，南京以及蒋介石应该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并且召集救国会议。这和前面的六条主张有相关的地方，有些就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当时国共还处于战争状态，中国共产党特别担心如果把蒋介石释放了，他会继续“剿共”。所以要宣布国内和平，不咎既往，也就是国共内战应该结束，不再追诉以往的仇恨。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本来在一开始提出的六条主张里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几天之内也不可能希望国民政府放开监狱大规模释放政治犯。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实际的角度考虑，说只要现在开始释放就可以了，当然肯定也提出一份当时中共很在意的一些重要人物名单。

杨虎城比较赞同中共的主张，但是张学良却不以为然。也就是说，西安方面这三家本身就稍微有一些分裂。这实际上使得西安方面在和南京中央政府谈判的对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张学良，因为蒋介石是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里控制着，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坚决。

25日下午，谈判过程基本上完成，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基本上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有些实际上没有真正做，比如说，中央军是不是撤出潼关？蒋介石虽然下令，但当时实际上是何应钦说了算，中央军虽然没有进攻西安，但仍然是把陕西都包围了。后来的东北军瓦解也和中央军的压力有关。其他的，比如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基本上是空的，没有怎么做。真正做到的就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当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成果，正是因为有这一点，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管是六条主张、八项主张,还是中共提出的三个条件，应该说得到了部分实现，核心就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25日时，周恩来本来试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释放蒋介石的三个条件，而且特别担心如果现在不提这些条件就释放，以后对张学良非常不利。但那时张学良已经下定决心要释放蒋介石，当然是为了赔罪，为了说明自己没有私心，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洛阳当时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前边提的这些条件，即使很多都没有实现，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已经安全了。而且不但蒋介石自己安全了，他还把张学良也扣押了。张学良再也没有返回东北军，再也没有返回西安。

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到12月26日蒋介石正式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历时14天，最后得以和平解决。这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及其过程。

三、西安事变的历史影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事情，比如蒋介石怎么了？张学良怎么了？杨虎城怎么了？以及东北军怎么了？17路军怎么样？共产党怎么样？可以说，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了当时中国政治的进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被软禁了54年，即使是蒋介石1975年去世之后，张学良仍然没有自由。直到1990年，张学良才重获自由，至少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1995年，张学良离开台湾，最后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离世。他是西安事变的绝对主角，从个人角度来说，他的命运应该说是不幸的，作为东北军的首领，他在后半生没有发挥作用，这对他个人来说应该是个悲剧。

杨虎城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杨虎城当时就被解职了，然后就让他去国外考察。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他要求回国抗战，蒋介石允许他回国，但是回国之后军统把他抓了，和张学良一样被长期囚禁。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把杨虎城和他的家人，还有他的秘书都杀害了。

另外还有东北军。东北军是当时中国国内除了中央军之外比较强的一支部队。但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了内讧，又被蒋介石分化利用，最后被分派瓦解，大部分被改编到了其他部队。17路军的番号被取消。

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蒋介石停止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另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民族危机。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

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内战，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这对中华民族的团结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

四、西安事变对今天的启示意义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80年了，这80年里，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任何时候，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都应该高于党派的利益，尤其是在民族和国家遭受危难之时。亦即，民族和解，共同对敌，才会有国家的安全和兴盛，否则国力就会受损，就会遭受外来的侵略。

西安事变之前的国共内战和军阀割据，使国家实力遭到削弱，日本才敢侵略我们，我们才一再受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很快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当然，抗战的胜利不完全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中国的内部团结，共同抗日，决不投降，才获得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总之，西安事变对国共合作，以及后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联系现实，目前的两岸关系也有类似之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是国共内战的直接结果。虽然国共两党仇恨已消，已经建立协商机制，国民党不管是执政还是在野，都访问过大陆，且都承认一个中国，但两党在政治上仍有一些分歧。

另外，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立足于台湾本地，而且试图脱离中国的民进党。当然还有类似的其他政党政治势力。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和大陆存在分歧，而且在民族、国家的认同上也与大陆存在严重的分歧——他们要去中国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不承认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超越了民族利益。在台湾，不管什么政治势力，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首先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湾都应该是中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我们现在是最接近这个愿望的时期，但中华民族实现和解和团结，以及中国梦所追求的中国崛起的任务仍然还没有完成。

今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努力实现民族的和解与团结。现在，处理两岸问题也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团结，首先承认我们是中国人，然后运用智慧消除政治分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