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9 徐祥临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核心提示：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几年来，中央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精准扶贫思想是中国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于贫困治理的指导性思想。什么是精准扶贫?如何才能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精准扶贫问题有哪些深入的理论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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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好，这堂课的题目是《精准扶贫问题研究》，我和大家一起在这个题目下分享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
一、精准扶贫概述
我把精准扶贫的概念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我们明确一下贫困的标准。首先是绝对贫困标准。
什么叫绝对贫困呢？在理论界，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贫困是有标准的。一般的来说，穷人的营养水平都比较低，所以我们首先是从营养问题（营养标准）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吃饭问题上来看。在国际上规定，每天摄入营养低于2000到2100大卡的，就是贫困人口。
具体来说，2000到2100大卡是什么样子呢？营养食品方面的专家给出了一个标准。一般是这样的：早餐，豆浆250克，花卷75克，拌菠菜50克，1个鸡蛋50克；午餐，米饭（大米150克），土豆炖牛肉150克（土豆100克，牛肉75克），拌海带丝50克；晚餐，米饭（大米150克），芹菜炒肉（芹菜100克，瘦猪肉75克），丝瓜汤（丝瓜50克）；加餐，苹果100克，芦柑100克。现在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的，其实在中国，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青少年时期，营养远远到不了这么多。如果说多的话，可能也就是米饭、面粉等摄入量比较多，但像肉、奶不是说每天都能吃到。所以，现在的贫困标准与过去生活水平很低时的标准相比，还不完全是一样的。
除了营养标准以外，一般人是从收入的角度来理解贫困的。所以，我想介绍一下两种世界上贫困标准的计算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收入比例计算法。贫困还是不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标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有贫困人口，以什么标准来划分呢？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来划分的。也就是说，低于这一个国家所有居民平均收入水平50%的即为贫困。这样看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按照收入比例法来计算，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要比发达国家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得多，甚至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富人的收入水平可能还赶不上发达国家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以美国来说，他们的贫困标准是两口之家全年收入低于14000美元。而法国的标准是每人每月收入低于650欧元的就为贫困人口。越南是人均收入480万越盾以下（当时折合人民币是1511元）的就为贫困人口。通过美国、法国和越南的对比，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贫困人口根据不同的国家标准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穷人，他们的收入以及实际生活状况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第二种贫困标准计算方法是购买力评价。所谓购买力平价方法是，低于某个绝对收入标准就为贫困人口。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参照这样一个标准的。比如说1990年以前，国际贫困标准是每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2008年~2015年期间，提高到了1.25美元；2015年以后又提高到了1.9美元。按照现在1.9美元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全世界贫困人口有7.02亿人。
以上把世界上通行的关于贫困人口的计算方法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介绍一下我国贫困标准的计算方法。
首先我们国家大体上是按照购买力来评价的。购买力评价与上文讲到的每一天贫困人口的营养摄入量是直接相关的。1986年，我国的贫困标准是一个人一年收入低于206元的为贫困人口；2000年，提高到865元人民币；2008年又提高到1067元；2011年提高到2300元；2014年又提高到2800元。据统计，到2014年全国有7017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数量，和1978年相比，减少了6.7亿人。这是对世界减少贫困人口作出的最大贡献。
下面，我再对我国扶贫的过程简单地做一个介绍。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一直都是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的。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也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在那个时候，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方针是生产自救与国家救济相结合。而生产自救与国家救济相结合实际上主要还是以生产自救为主。因为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政经合一的一种体制。在那种体制下，农民之间都属于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他们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关系。那时候有“五保户”的政策。如果说在一个生产队里或者一个公社里，有些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如鳏寡孤独等贫困户，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对他是有帮助的，起码让他不挨冻、不挨饿，这在一般的农村还是能够做到的。当然有些农村很困难，特别是在遭灾的年份上，不要说贫困户，就是一般农民的生活也存在困难。这个时候，国家会给救济，当时叫返销粮。通过这样一个制度，来救济农民。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公社体制到1985年就解体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扶贫主要是个别扶贫。一般来说是由党政机关干部，也包括比较有能力的村干部（村干部也是农民），也包括一些富裕户，采取和贫困户结对子的帮扶办法。人民公社正式解体后，我国实行了区域性经济开发式扶贫。这个时候，我国成立了扶贫办，扶贫办是党委政府关于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边设立的办公室。这说明党和国家把扶贫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的是区域性开发式扶贫。
1986年，我国确定了273个国家级贫困县。各省也确立了一些贫困县，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1988年，我们又扩大了国家级贫困县的范围，扩大到328个。1994年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级贫困县的范围，扩大到592个。2001年，我国制订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所有的国家级贫困县，增加了中西部贫困县数量，但总数仍为592个，同时将“贫困县”的提法改为“扶贫开发重点县”。也就是说，从2001年以后，我们国家将扶贫的重点区域转向中西部，也将扶贫变为扶贫开发，也就是强调造血机能，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贫困县的贫困问题。到2010年，我们又制订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扶贫开发的原则是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这个扶贫纲要的最大特点是集中连片解决贫困问题，而且要突出重点。2014年，全国一共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再加上已经明确实施特殊扶持开发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一共14个片区，680个县，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主要是在这些地区表现出来的。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讲话精神
精准扶贫的概念是由习总书记提出来的。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调研扶贫工作。在调研考察期间，他提出扶贫工作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提高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他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这个概念。
具体来说，什么叫精准？对于精准，习总书记也作出了比较明确、具体的要求。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提出扶贫要做到“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习总书记提出“六个精准”是有针对性的。过去，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究竟哪些地区属于贫困地区？尤其是哪些户属于贫困户，属于贫困人口？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些地方搞得并不是很准确。所以，一些不贫困家庭获得了贫困补助，而有些真正贫困的人口被摒弃在扶贫圈的外面。然后采取一些扶贫措施也是大而化之，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困户的问题。还有资金使用不精准问题，造成浪费，甚至被贪污挪用等情况也都是有的。针对这些现象，总书记提出了“六个精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主旨是什么，或者说他为什么要提出来精准扶贫的方针政策？
概括地说，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是为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就是共同富裕。从近期目标来看，到2020年，即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主要出发点。所以，我们要全面理解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就要梳理一下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上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1979年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的时候说，我国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78年，党的十三大把小康社会这个发展目标具体化了，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具体内容是，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那么，到2000年，我们已经如期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按照邓小平当时讲的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按照这样一个标准，人均 GDP应该达到800美元，2000年我们人均GDP是854美元，也就是说超过了当时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那么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小康标准呢？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做报告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小康做了一个评价。他说：“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十六大报告中，他要求：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然后到2020年要再翻一番，然后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前后，我们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这是江泽民同志对下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政治交代。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班治国主政以后，继续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建设小康社会。那么，在这个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上，他还要继续解决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2002年到2012年，关于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得怎样呢？在低水平这个问题上，胡锦涛这届中央领导集体解决得是相当好的，在10年里，GDP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2010年时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500美元以上了，也就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较低水平。所以，十八大报告在谈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就没有刻意提低水平问题。但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八大后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或者新的挑战。
当然，我们说中西部的农村发展水平比较低，但和2000年相比，发展进步还是比较快的，从绝对量来看提高得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贫困不贫困的问题，就像在前面我介绍世界贫困标准的时候说的，它是一个相对的标准。虽然大家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如果贫富差距拉大，这对社会来说，是不稳定的。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政以后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导向。习近平同志有多年基层工作的经验，对基层的情况非常清楚，对于我国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了如指掌。所以，习近平同志主政以后，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一定要解决贫困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扶贫问题或者精准扶贫问题有哪些深入的理论思考呢？贫困问题，从现象来说，是比较好发现的。你到贫困村、到贫困户去走一走，看看他住的什么房子，看看他家里有什么摆设，看看他锅里有什么饭，大体上可以了解他家里的贫困状态。还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比如说人均收入、住房、穿衣、就医、上学等方面，都可以了解贫困的状况。
但贫困问题到底从理论上怎么看呢？习总书记对于这个问题有他深入的理论思考。习总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他强调，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这段话体现了习总书记对于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的深刻的理论思考。
这里面有几个概念，一个是城乡关系。这是共产党长期以来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习总书记要求要用统筹兼顾的办法来处理好城乡关系。也就是说，不要光顾着城市，还要考虑到农村；不要光考虑工业、非农产业，还要考虑农业的发展。这就叫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用统筹的办法取得重大突破。
习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应该说，在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这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时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十六大以后，我们党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习总书记对这个问题尤其重视，他要求我们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要实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为了做到这一点，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加大投入力度，要让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是习总书记对于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的一个思考。
习总书记在理论上把贫困问题也明确了，那么究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习总书记提出来扶贫攻坚的战略部署。简单地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发展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第一要务。也就是说，我们解决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问题，还要按照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一贯坚持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治国理政理念来解决。而且习总书记在发展这个问题上还强调，我们要找准路子，要构建好机制体制，扶贫要扶到点上、根上。第二句话，要构筑包括就业、教育、医疗、文化、住房等在内的安全网，守住民生底线。这句话主要是讲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要城乡均等，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要在文化、教育、卫生、住房等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条件方面，构筑一个网络把他们从贫困里带出来。第三句话，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总书记特别重视教育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特别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贫困不贫困，其实主要还是看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素质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怎么能够在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身上积累起来呢？主要是教育，所以习总书记特别重视教育问题，应该说，这一点和我们广大农民兄弟想到一块去了。所以说广大农民兄弟应该说，绝大多数还是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当然有一些人他也不太重视，其实他也不是不重视，而是看到现在这个教育不能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收入。从长期来看，一定要解决人口素质问题，主要是让贫困落后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和富裕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的孩子受到同样的教育，在就业的时点上，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的起点，而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来说，这也是一个治本之策。
三、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我想简单给大家介绍梳理一下关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习总书记关于贫困问题提出要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那什么叫二元结构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平常的工作、研究的过程中也经常能够用到。在这里面，我首先纠正一些误解，有的学者，包括一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把二元结构等同于户口制度。应该说这个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是它是不准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户口制度是从1958年才有的，而中国的二元结构可不是1958年出现的，还要向前推一百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这个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舰船利炮打开，西方的工商业资本进入了中国，包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洋买办等，还有一些民族资本家办起了工商企业，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二元结构了。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把1958年才有的户口制度当作二元结构来理解。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产业区别当作二元结构。有人说，有工业和农业存在，就有二元结构。但是，二元结构不是按照产业来划分的，如果按照产业来划分，我们有三次产业，那么就得划成三次结构了，这个显然是不准确的。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把把二元结构同户口、同工业农业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准确的。
关于二元结构，它有特定的理论含义，我帮助大家做个梳理。
首先，二元结构来自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刘易斯研究的是劳动力转移，这不能说不对，但它并不准确。应该说，刘易斯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问题，在联系到资本积累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劳动力转移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讲，刘易斯研究的还是资本积累。他遵循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传统。
什么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家雇佣面前，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工人，只要给支付能够维持生活的低工资，就能够招到足够的工人。
刘易斯的理论，从理论内核上来看，大概有这么四个要点。
第一，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这就是二元经济结构。传统经济部门，就是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留下来的经济部门。比如，小农经济就是传统经济部门，不光是农业，包括手工业、小商业，也都可以把它们归到传统经济部门里面去。那么，发展中国家除了有大量的传统部门之外，还有从发达国家引进来的现代经济部门。这些现代经济部门，也许是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向发达国家学习自办的现代产业、工商业，当然也包括现代农业等。
第二，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遵循不同的经济运行规律。传统部门的运行规律是，管理没有创新、技术没有创新，凭经验办事，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现代经济部门的特点是，管理不断创新、技术不断创新、追求利润最大化。我们区分传统和现代部门，主要看是不是创新，是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第三，传统经济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所讲的剩余劳动力同我们现在一般所讲的失业不是一个意思。失业是没有就业岗位，但一旦就业，他就能够有工资收入，他就能够创造出新的GDP。失业人口再就业，能够使社会财富增加，使社会服务水平在质上、量上得到提高。而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与失业不一样，可以简单地这样理解：五个人干的活，三个人也可以干完，那么多出的两个人就叫做剩余劳动力。
中国在历史上是小农经济国家。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和西方国家相比是先进的。在传统经济时代，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高的，单位面积所养活的人口比较多，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给我们现代人留下了人多地少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所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都是人多地少的国家，这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第四，现代经济部门利用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来积累资本。这是刘易斯的理论最核心的内容。现代经济部门怎么样发展经济呢？怎么样积累资本呢？刘易斯认为，由于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把这些劳动力给雇佣过来，进行资本积累，所以刘易斯的理论在政策含义上，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起步阶段，要利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来积累资本，而这个阶段的工资水平不能提高，如果提高的话，资本积累就成问题。所以，他认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之前，工人只能获得很低的工资收入。
所谓的二元结构社会，一般从现象来看就是发达的城市和传统落后的农村并存。当然，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经济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完全不对，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很正确。那么，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理论。
首先，我们要承认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贡献。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从理论上阐释，由要素分析进入到结构分析。他指出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积累资本的基本发展途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被介绍进入我国之后，对我国经济学界解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指导我们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积累了发展的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的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刘易斯的理论也有缺陷。他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和城镇化初期的时候，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能提高，只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就会受到阻碍，就不能继续发展了。实际上，他的观点使那些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和留在农村的农民的收入水平很难提高，拉大了贫富差距。
另外，我认为，刘易斯在利用剩余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方面，认为低工资有利于资本积累，在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工资水平不能提高，这是不对的。因为工业化、城镇化初期不一年两年，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它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事情。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内，工资水平不能提高，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从总体上来看，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刘易斯的理论，既有它好的一面，指导我们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积累资本、发展经济；也有负面效应，它不利于我们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理解了二元结构的概念，但是不是说中国人对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认识是从刘易斯开始的呢？我认为，最先认识到中国二元结构的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同志。当然，他没有直接使用二元结构这个概念。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为什么能够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著作中系统、详细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由。第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二，敌人强大；第三，我们弱小；第四，经过土地革命，农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政党。毛主席说，这四条理由中，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最根本的原因。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我们就有夹缝可以利用，我们的革命队伍就可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这个夹缝主要在农村。
那么，他是怎样描述这个夹缝的呢？他说：“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就叫做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刘易斯在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现象。他说，像矿业或电力业这种少数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工业与最原始的技术并列，少数高级商店处于大量老式的商贩包围之中，少数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种植园处于农民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人与人之间也有同样的对照，一方面是少数完全西方化的、衣冠楚楚的当地人，他们在西方大学受过教育，讲西方语言，以贝多芬、穆勒、马克思和爱因斯坦为光荣，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的乡下人。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描述和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现象的描述，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毛泽东是1936年发表这部著作的，刘易斯是在1954年发表他的论文的，前后相差将近20年。也就是说，毛泽东比刘易斯更早地认识到了城乡存在二元经济结构。
毛泽东与刘易斯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发展中国家具有的二元结构特性，都是伟大的。但是相比之下，毛泽东更伟大，因为毛泽东从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发现并形成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而在刘易斯的眼里，传统部门是被动的，也就是提供剩余劳动力，而且工资水平还不能增加。毛泽东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怎样让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那就是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把土地给他们。所以毛主席怎么建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根据地呢？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毛主席的这一套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到农村去革命的精髓就是满足农民的根本利益诉求。
我讲这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让我们从城乡二元结构这个角度来思考贫困问题，这个二元结构不是刘易斯最先认识到的，而是毛泽东最先认识到的。毛泽东在认识到二元结构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基本国情之后，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按照传统的、从欧洲传来的马列主义经典论断，按照从苏联传来的革命理论，农村是落后的，应该搞城市武装暴动，因为城市有先进的工人阶级。但是按照中国的国情，城市工人阶级暴动搞不成功，那我们就到农村去革命，把广大的农民都动员起来。我们在农村建立红色根据地，最后红色根据地连成片，形成汪洋大海，城市成为一座孤岛。我们把帝、官、封反动统治推翻了。中国的帝、官、封，最主要的是封建主义，我们打倒封建地主就是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这样，毛主席开创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这条道路的精髓是在落后的地区发展革命的主力军，把农民变成革命的主力。这是毛泽东了不起的地方。
他怎样把农民变成革命的主力？那就是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当时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启发，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中国当前的贫困问题。当然，现在不存在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在落后地区发现积极的、推动社会的力量，然后用利益吸引，把这个力量凝聚起来、焕发出来，这是毛泽东告诉我们的基本方法论。我讲这段话是想回应一下或者说帮助大家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要从根本上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找到扶贫的路子，主要是这样一个考虑。
四、关于精准扶贫的几个案例
下面我再结合着自己到农村调研的实践，给大家介绍几个精准扶贫的案例，有些案例是我在从地方同志的交流过程当中得到的，大多数是到实地去考察过的。
解决贫困问题，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首先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对于农村的改革发展，习总书记是怎样进行顶层设计的？我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关于这个问题，习总书记有一系列的讲话精神，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我主要围绕经济发展问题，从体制上来梳理一下习总书记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
习总书记关于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思路有两个要点。第一点，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习总书记多次要求，“要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按照习总书记的农村改革思路，我们要通过集体来帮助广大农民共同致富。前不久在安徽调研，习总书记特别强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第二点，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由（供销）合作社牵头的“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综合平台”，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社会化服务。这个思想集中体现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的11号文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里。
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两个要点呢？首先，习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土地是由农户承包经营的，农户承包土地之后，单靠一家一户，产前产中产后深化服务还得不到满足，生产经营成本高，因此也就得不到什么利益。农民靠种地只能活命，无法致富；只能解决温饱，达不到小康。那么，怎么样在农户经营体制下，提高农户的经营效益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习总书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
其实，关于农业合作社的问题，早在习总书记在福建、浙江工作时就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2015年中央1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也讲了这个问题，目的就是能够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的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让小农户可以专心搞生产，至于产前购买、产后销售，以及技术服务等都由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体系来完成。我认为，如果能把总书记关于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两个讲话精神落到实处，那么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大体上就可以从根本上、从体制机制上得到解决了。
下面我要介绍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叶屋村。叶屋村在广东省英德市，这个村很小，有35户，128口人，八百多亩土地（不包括山林）。
叶屋村地处粤北山区。2009年，叶屋村人均收入不到三千元，大体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60%多一点，属于贫困村。2010年，这个村有了重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1982年，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时，村长叶时通家有三亩鱼塘，这三亩鱼塘恰好在一片荒地上，鱼塘旁边都是撂荒的土地。但是叶时通很勤劳，他把撂荒的土地挖成了鱼塘，一共挖出了11亩，之后他在这11亩鱼塘里养鱼，鱼塘旁边还可以养猪，于是就形成了立体循环养殖模式。这种以养鱼为主的立体循环养殖模式效益比较好。一般来说，一亩地一年纯收入在一万元左右，所以他有11亩，那么这一年的收入就在十万元以上，常年积累，他就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那几户人家之一。
村长叶时通也很有责任感，他说，现在我们村里的人富不起来，村民们和我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家有集中连片的11亩鱼塘，而其他农户的土地都是七零八落的，如果土地都能够集中连片，那么也就可以集中养鱼、养猪，种果树（主要是沙糖桔），种桑养蚕。而这几个项目中效益最差的是种桑养蚕，大概一亩地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上，好的年景可以达到四五千元。叶时通想，如果有十亩蚕桑，那么一年就可以有三万元的收入，那么自然也就能脱贫致富了。当时这是叶时通的一个简单的想法。
叶时通把这个想法琢磨了好几年。2009年，他跟村里的村民理事会（有五个农民）一起商量把土地重新调整、集中连片。村民们早就对叶时通增收致富看在眼里，大家都羡慕，这个想法一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就把这35户找来开会。
但是提到重新调整土地，大家就有意见。什么意见？1982年分地以后，有的农户虽然人口增加了，但是地没有增加，有的农户人口减少了，但是地没有减少。原来的土地之所以分得七零八落就是考虑土地肥瘦问题，所以大家就你一块我一块，平均每户9块地。那怎么解决人多地少、人少地多的农户的矛盾？怎么解决土地肥瘦的矛盾？经过反复开会，最终统一了认识。叶时通说，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所以究竟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还是增人增地、还是减人减地？这个听大家的意见。最后，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决定要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经过讨论，人少地多的农户也同意把土地拿出来，重新进行调整。关于土地肥瘦问题，主要是能不能灌水，主要是机械能不能进入、能不能进行机械耕种。那好，他们村里有点集体收入，他们就把这个收入用于机耕道的建设，用于排灌水渠的建设，这就解决了土地的肥瘦问题。于是，在2010年，他们就重新调整了土地，他们规定，在家的主要劳动力分两块地，就是一块水田，一块旱地；不在家的主要劳动力只能分一块旱地，不能分水田。然后，他们又规定，无偿承包的只是80%左右田块，剩下20%要有偿承包。比如说一块地有5亩，但这一户只分到了无偿承包的4亩，另外1亩地要交点承包费。为什么这5亩地都要给他呢？因为免得各家各户地挨得太近，一块地分两户，容易造成矛盾，干脆这一亩就都给你。另外一户，如果那块地正好4亩，他家就4亩份额，那么他就无偿承包。有了20%的土地收承包费，加上原来有一大片山林出租给一个企业了，这样的话，每年他都有十几万的集体收入，然后用集体收入不断地来进行田间道路、村庄整治、排灌水渠等建设。还剩下的钱干嘛呢？剩下的钱就搞福利。这样的话，这个村搞得很红火。土地集中连片之后，即使挣钱最少的种桑养蚕的效益也不低，每亩地的收入在三千元以上。所以，从2010年以后，他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5年他们人均收入最低的户超过15000元，平均在两万元以上。周边很多村都向他们学习，都搞土地调整、集中连片经营、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连片经营之后，其实就是适度规模经营。
第二个例子是贵州六盘水市的例子。前不久，贵州六盘水市的人员到中央党校进行学员培训，让我给他们讲扶贫问题。其实，他们这个地方在扶贫问题上已经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在讲课的时候也跟当地领导同志对了一下，他们说讲得大体准确。所以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做个介绍。
针对扶贫、针对农村经济发展，六盘水市采用的改革举措叫“三变”+“三合”。什么是“三变”呢？就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第一把资源变资产，也有的叫变股权。比如，你家有五亩地，我家有六亩地，他家有三亩地，把它们折合成股份，加入到企业中去，这叫资源变资产。第二是资金变股金。这是搞信用合作，或者把农民的资金投向企业，与龙头企业捆绑起来。第三是农民变股民。其实就是用市场运作的办法，用资本的理念，把农村的土地资源、资金资源、劳动力资源盘活。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发展农村经济的时候，在脱贫致富问题上，按照习总书记说的，我们要扶到点上、根上，要创造出一种体制机制，让扶贫脱贫致富可持续。怎么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六盘水市的“三变”抓到了根上、抓到了点上，因为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介绍说，他们和龙头企业有机结合，对龙头企业也有好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和过去的龙头企业到农村来租地付租金的做法来比，要好得多。因为到农村租土地，要给租金，如果雇佣农民劳动，就要增加劳动力成本。这样，企业既有租金负担，又有工资负担，如果企业产品市场价格不好，就会遇到市场风险，就要亏本。这种情况在农村是普遍存在的。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把农民利益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同企业收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农民和村集体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荒山等资源，政府用涉农资金来与企业一起合股，进行农业产业经营。农民的土地变成了资产，农民成为股东，参与产业项目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降低了土地成本，又能保证劳动力积极劳动，那么，劳动力的工资就可以相对高一点。农民既有租金收入，又有工资收入，如果投入资金，还可以有利息收入，很快就能够富起来。
什么叫“三合”？“三合”是指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关于这一点，前面讲关于建立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时，已经讲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瑞安市实行农村改革，把农业局下管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三家整合在一起，取得了比较好的初步效果。习近平同志到瑞安考察，发现了这个典型，对改革给予了鼓励，并要求省直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陈敏尔同志，调任贵州之后，在六盘水市推广了这一经验，要求当地领导把瑞安创造的“三位一体”合作社模式和“三变”改革结合起来。“三变”改革后，农村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资金充足，农村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蓬勃发展起来。这个时候，怎样为农民提供服务的问题，就被摆了出来。陈敏尔书记想起了当年在浙江工作时的经验，就把这个经验加以推广。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也是高度重视的，2015年专门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发了一个11号文件。陈敏尔书记在贵州很好地落实了中央11号文件精神。
为什么“三位一体”的合作社模式能够解决小农户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完整系统的“三位一体”合作社模式，只是一个雏形。习近平总书记推广这样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借鉴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社的经验。
日本农民合作社叫做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是一个全国体系。日本政府分成三级，中央、都道府县（相当于我们的地区）、市町村（相当于我们的县和乡镇），每一级政府有对应的农协组织，一级政府支持一级农协。最基层的市町村农协针对的是农户，农户加入农协，成为社员。市町村农协为农户提供的服务，概括起来叫做“从生产到生活，从摇篮到坟墓”。也就是说，所有农户和生活在农村、没有土地的非农户都可以加入农协，成为它的社员，得到服务。只要提出正当的服务需求，农协都能提供。比如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农业生产资料统一购买、农产品统一销售、农产品生产贷款，如果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发生了天灾人祸，还有保险来支撑。所以，在日本农村不存在科技推广难的问题，农户也不存在买卖难、贷款难的问题。农协提供的服务非常周到。
日本农协的收入来源主要靠信用和保险，都是现代金融产业，属于高端产业。用金融产业盈利来支撑农协提供服务。有人说，那金融部门不就亏了吗？但它不亏。为什么不亏？为什么农民愿意把钱存到这里来？为什么农民到这儿来贷款？因为它能够给农民提供技术指导，还能够提供购买、销售和生活方面的服务。这些业务叫综合服务业务，都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也不怕农民不还钱，因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掌握在农协的各个部门之中。比如，你种了几亩地，产量多少，技术人员是知道的；销售情况怎么样，销售部门是知道的。所以你想赖账，那是不可能的。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比如说邻里之间有矛盾，或者有的人不孝敬老人，农协就会对这些人进行批评。可以说，在他们的综合服务体系范围内，农户各个方面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到日本农村去考察，看到日本的农村老百姓其实比城市里的人生活得更安逸。由此可以看出，农协这个体制是能够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全方位服务的。
瑞安的改革就是借鉴了这个模式。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但是也不要照抄照搬。后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下，2015年中央的11号文件就提出，要把供销社系统办成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综合平台。六盘水市就正在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
下面我介绍第三个例子。龙塘村是广东省佛冈县的一个村子，位于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验区内。我曾经到那里跟农民座谈，当商量到如何破解农村贷款难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根据习总书记关于办综合性农民合作社的讲话精神，特别是吸收他在浙江指导“三位一体”合作社改革模式的经验，建议龙塘村在经济合作联社内办一个信用合作部，发动农民搞信用合作。
我经过研究了解到，其实在农村并不缺少资金。比如这个村有一千口人，平均每人有一万块钱的存款余额，那么这一千口人就有一千万块钱的存款。正常情况下，这个村的贷款需求一般不超过500万元，但是在现在的商业金融体系下，农民要想得到这500万元贷款，并不容易。因此，到处都有贷款难、缺资金这样的喊声。那么，通过发展信用合作，就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龙塘村和他们乡镇、县里的领导接受了我的建议，建立了一个信用合作部，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总的贷款余额有900多万元，将近100笔，没有一笔是呆坏账，而且贷款利息不高于信用社，贷款手续也很简便。这个信用合作部办起来之后，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广东省连州市畔水村的干部到龙塘村学习经验之后，在他们的内部也办了一个信用合作部，效果也很好。而且，他们还学习叶屋村的经验进行土地整合，改变土地分割细碎的状况，通过合作社的办法进行统一经营。也就是说，他既整合了分割细碎的土地资源，又整合了老百姓手里的资金资源，最终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以上几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农村的资源进行资本化运作，脱离过去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分田单干的模式。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理论思考以及他的战略部署，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方面，处理好土地跟农民的关系，坚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起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那么，我们的农村从根本上脱贫致富是大有希望的，还能为农村的经济发展与腾飞奠定体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