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学如何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5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大学在促进民心相通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方面不遗余力，弓开得胜。展望未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一背景下，大学需要识时达变，新益求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

    大学培养“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途径包括来华留学教育、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和中外合作办学等。“一带一路”倡议迅速壮大了我国大学的“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规模和教育平台。然而，需要关注的是，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数量和教育平台急剧扩张的背后是效能增值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来华留学生的“孤岛式”管理模式导致交流融合不足；国际学生教育质量标准与中国学生差别化对待；具有中华文化素养的国际化、专业化管理教师稀缺。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存在着外国语种规模结构严重失衡；语种与相关专业学科相互隔离；“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层次结构、类别结构呈碎片化状态；“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形不成较强的综合实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向欧美国家、日本、韩国等一边倒，合作办学国别布局结构与“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不契合。

    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学构建效能增值形态的“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机制。这一机制是指“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管理模式、质量标准、教师素质、语种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中外合作办学等要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为评价尺度，人才结构和培养质量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契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绩效出现净效应，大学“一带一路”建设能力向持续走高的态势发展。

   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下，大学要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结构偏异和质量不充分的问题，首先要推动国际学生从“孤岛式”管理模式向“融合式”管理模式转变。大学应构建“大融合、小聚居”国际学生管理模式，将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的生活空间安排在同一较大物理空间内，在同一较大物理空间内设计小型活动空间和居住空间，照顾不同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国际学生聚居和活动，最大限度增加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交往的机会，同时照顾国际学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

   其次，具有招收国际学生资格的大学不论国际学生数量多少，均应落实《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强化规范管理力度，积极参与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或以认证指标为依据，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质量促发展，最终实现与中国学生趋同管理。

   再次，在我国大学现有的教育学、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设置国际学生管理专业方向，与国外大学相关专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培养一批有国际教育背景，具备跨文化理解和交流能力，以及国际化服务管理能力，具有中华文化素养和中华文化体验组织能力的国际化、专业化国际学生管理教师，提高国际学生的教育管理水平。另外，要推进外国语种教育改革，优化语种专业规模结构，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种人才培养规模；完善学科专业层次结构，区域国别研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种专业学科，均要形成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层次的系统培养能力。积极开展专门用途外语专业建设，将外国语种专业分流为语言人文属性的外国语专业和专门用途的外国语专业，培养既有较好的外国语水平，又有相关专业学科水平的专业化、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人才。要改变中外合作办学向欧美国家、日本、韩国等一边倒的状况，稳步增加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相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拥有者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造就大批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政策研究需求和建设需求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

  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合作共建对象的异质性、合作共建领域的复杂性、合作共建国家自然禀赋的多样性等特点。为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大学应充分利用自身智力密集、人才密集、知识密集的优势，打造智力密集形态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出思想、谋战略、提对策。

  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大学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特色的智库机构出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目前，仅教育部备案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接近400个，具有“一带一路”背景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接近300个。但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明显跃升，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特色的智库机构存在研究对象顾此失彼，研究队伍捉襟见肘，研究内容支离破碎，研究成果分布不均，研究条件大相径庭，研究方法相对单一，自主理论尚未形成等突出问题。

  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转变的新阶段，大学“一带一路”背景的智库机构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须向着“无死角”“亲地缘”“全方位”的三大主要趋势发展。改变重发达国家，轻落后国家；重政治经济，轻其他领域的状况。大学应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确定主攻研究方向，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带一路”高端智库。要聚焦国家重大政策需求，积极开展政策研究，提高咨政服务能力，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国家急需。当然也要广布闲棋冷子，蓄势待发，以备国家外交不时之需。要认识到基础性学术研究和应用性政策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促进“学术文化”及其研究范式与“政策文化”及其研究思维的和谐共存与相互促进。在研究队伍建设上放眼全球，中外结合。要利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大多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有相对优势的条件，吸引与“一带一路”智库研究方向相符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优秀专家和优秀博士毕业生加盟我国“一带一路”智库。办学实力比较雄厚的大学还可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办学水平较高的大学设立海外研究机构，将智库研究人员送往研究对象国进行不定期考察研究，这不仅可以提高研究质量，而且可以大大增强智库人员对研究对象国的社会感知和文化体验，对他们成长为优秀的“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一带一路”国别研究专家大有裨益。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多层次、多形式学术交流，努力吸纳“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合理成分。在智库机构建设上既要建设实体性机构，也可建设集聚校内外多学科相关研究专家的项目制虚体机构。构建符合智库功能定位的智库研究人员专业发展激励机制，破解年度考核与职称评审制度游离于智库定位的弊端，打破单纯学术导向的职称晋升评价制度和年度考核评价制度。将智库研究人员以内参信息、决策咨询报告、提案议案、规划方案与论证报告等咨政建言成果，公共外交活动，引导社会舆论的媒体文章，高端论坛和会议的主题演讲报告等纳入职称晋升和年度考核评价体系，激发智库研究人员开展政策研究和咨政议政的积极性，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撑，使“一带一路”智库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智力服务机构。

   经过5年的建设，我国大学“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阶段，“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数量扩张，而是打造严谨细腻、精雕细琢，求共性谋共鸣的经典文化交流项目，通过文化感染力寻求理解和尊重，谋求文化认知的最大公约数，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基础。

  “一带一路”跨越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西方文化圈等世界主要文化圈，覆盖不计其数的亚文化圈。“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多样性给共建“一带一路”带来挑战。但“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进程，这与大学兼容并包的特点不谋而合。大学以自身兼容并包的属性拥抱多样化的“一带一路”文化，擦亮本土文化底色，融合国际文化原色，不仅可以展现中华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哲学思想，而且可以印证“一带一路”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同舟共济的精髓和内涵，并消除一些文化认知障碍和价值认知偏差。

   当然，大学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不能止于多元，尊重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异性是形成和凝聚文化共识和价值同向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的交流活动归根到底还是谋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民的文化共识和价值同向，通过文化共识和价值同向达成民心相通，即“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大学的优势在于探索发现国家间、多元文化间的共性文化和价值共识，把共性文化和价值共识打造成共性共鸣形态的经典文化交流项目，再把这些经典文化交流项目推广到民众中，这样才能使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人民产生情感层面的共鸣。

  求共性谋共鸣的经典文化交流项目首先可以通过人才培养活动来打造。我国已经有一批大学与学科点跻身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行列，可以在这些大学和学科点打造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版的“人民交流计划”“富布莱特交流计划”等；其次，发掘中华文化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文化的共通之处，并以这些共通之处为切入点，打造求共性谋共鸣的文化经典项目，如佛教文化、中华医学、陶艺文化、饮食文化、武术文化等；再次，挖掘中华文化中与世界主流价值相符的元素，如和平、博爱、包容、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精心制作成经典文化交流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让中国元素随着“一带一路”逐步走向全球。